从当时的情况看，南宋想要收复河南并不困难，因为蒙古已将大部分军队撤走，留守河南各州的基本上都是金国的降将，而南宋在中原一带的控制区已经向北推进到陈州、蔡州之间，离开封、洛阳、归德（北宋三京）都只有几百里的路程，如果真想出兵的话，不等蒙古人反应过来，南宋就能把北宋三京全部控制住，因此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收复河南之后，蒙古人会不会打过来？自己又能不能守得住？

　　其实这两个问题也都不用考虑，蒙古自从崛起之后，就一向横行霸道、里挑外撅，南宋就算不出兵，蒙古人早晚也会派兵打到，更别说南宋主动出兵去招惹他了。那么能不能守得住呢？显然就更不可能，河南地处平原，正好是蒙古借以发挥骑兵优势的场所，以宋军的整体素质，根本无法在这里与蒙军对抗。而在饱受战火摧残之后，河南又缺乏有效防御的措施，加上河南地域本身广大，就算南宋能顺利收复三京，也不可能全面控制住这一地区，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南宋都不具备收复河南、将防线推进到黄河沿线的条件。

　　然而此时史弥远刚死，南宋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一大批朝中新贵冒了出来，这批人急于建立“边功”来稳定地位，其中以赵范、赵葵兄弟和全子才三人为代表，这三人都是前线的帅臣，赵葵为淮东制置使、全子才为淮西制置使、赵范为沿江制置副使，而且都是刚受重用，心气儿正是最高的时候，因此极力主张趁蒙古北撤之机，“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1）。不过这一建议，也遭到了朝中原有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如乔行简当时带病在家，听说此事后立即抱病上书道：“今境内之民，困于州县之贪毒，扼于势家之兼并，饥寒交迫，常欲乘势而作乱，万一兵兴于外，缀强敌而不得休，臣恐北方未可图，而南方已先骚动矣！”

　　淮西总领吴潜也上奏道：“金国既灭，与蒙古为邻，应表面虚与之和，内里以守为实、以战为应。河南取之虽易，守之则难，兵戎之资，所费何巨！民穷不堪，激而为变，今日之事，岂可轻议！”此外，参知政事陈贵谊、江淮制置大使赵善湘、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枢密都副承旨吴渊、淮西转运判官杜杲等人也都坚决反对，就连力主出兵的赵范手下参议官丘岳都劝阻道：“蒙古是方兴之敌，气盛锋锐，怎么可能把得来的土地让给我们呢？我军若往，彼兵必至，战祸则将起自于此，况且千里长驱以争空城，粮饷难以接济，一旦战事不利，悔之何及！”（2）

　　当时除了几个力主用兵的边帅之外，几乎绝大部分朝臣都反对出兵河南，但是宋理宗刚刚亲政，有建“盖世奇功”的强烈欲望，所以力主用兵。其实从宋理宗的一生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甚至还很能委屈求全，比如说他皇位来得不正，不少理学人士都总拿这件事情来攻击他，如果放到别的皇帝身上，必然会使用高压政策，但宋理宗却截然不同，理学人士越是攻击他，他就越重用理学人士，一生都对理学推崇备至，理学在中国各大学术门派中一枝独秀的时代，正是由理宗年间开启的。宋理宗这种做法其实很聪明，就是你越骂我，我就越对你好，你还好意思总骂我吗？后来攻击他得皇位不正的人果然就少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又怎么会这样急于求成，希图边功呢？恐怕对敌我形势估计不足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想急于摆脱史弥远留下来的阴影，因为史弥远是以“主和”起家的人，宋理宗如果主战，不是马上就跟史弥远划清界限了嘛！

　　此外，当时的宰相郑清之也有这种想法，郑清之是史弥远的死党，也是宋理宗的老师，但他本人没有史弥远那么大的权势。史弥远死后，郑清之明显看出来政治风向就要大变了，此时如果再坚持史弥远的方针路线，相位肯定是保不住了，因此也立马转舵，坚决支持宋理宗出兵收复河南。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一次很不成熟的军事大行动就此展开了。

　　公元1234年六月，宋理宗命全子才率一万淮西兵为先锋直趋汴京，命赵葵率五万主力军作为后继，将赵范任命为两淮制置大使，驻军光州、黄州间（此处临近中原，是京湖、两淮战场的结合部）负责接应。又因为京湖制帅史嵩之始终反对出兵，所以宋理宗就不用京湖兵，只用淮西兵，但要求史嵩之负责为淮西军供应粮草。
　　南宋这次进军非常顺利，六月十二日，全子才从庐州正式出发，六天后渡过淮河进入敌境，由于蒙古大军已经撤离，中原百姓又死伤殆尽，因此宋军如入无人之境，别说受到阻拦，就连活人都没看到几个。六月末，全子才就收复了归德府（北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七月二日，全子才就已进至汴京，并于城外二十里安下营寨。
　　此时汴京城由蒙古所立的傀儡崔立统属，就是那个献城陪送老婆的原金国京城西面元帅，此人名声极臭，汴京军民都对他恨之入骨，宋军还在路上之时，崔立就被原金国将领李伯渊等人割掉人头，拿去祭奠金哀宗的亡魂，等宋军一到，李伯渊等人立即开城出降。
　　这是自公元1129年杜充出逃后，宋朝军队第一次重回汴京，所以意义非常重大，然而他们看到的，已不是《清明上河图》中那座繁华的都市，到处都是一片残垣断壁，破败的尸体和森森的白骨更是随处可见，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浓浓的尸臭味，城中只剩下数千活人，个个都被饿得瘦骨嶙峋，没有丝毫的生气。（3）
　　全子才此时已被迁为关陕制置使，按照原定计划，他入城之后应该继续向西前进，收复西京洛阳和潼关，可是他身为前锋，所带粮草有限，汴京又成了这个样子，也无粮草可筹，只好停了下来。十几日后，赵葵率领主力宋军抵达汴京，一看全子才仍然按兵不动，便责备道：“我辈始谋据关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趋洛阳、潼关何待耶？”（4）全子才便说粮草已经用尽，无法继续进军。

　　赵葵听完大为不满，既对全子才不满，也对督运粮草的京湖制帅史嵩之不满，便急命部将范用吉率一万三千人西进，再命杨谊率一万五千人为后援，让两军各带五天粮草出兵，将士们集体反应粮食太少不够吃，赵葵手中也没有粮，只能让部下先出兵再说，承诺等粮草运来后就立刻给他们送去。可赵葵还不知道，督办粮草的京湖制帅史嵩之由于极力反对出兵，所以就硬顶着不办，并且振振有词地说道：“抗旨罪在一人，遵旨祸及天下。”（5）虽然史嵩之已经因为这件事情被撤了职，但时间已被耽误下来，在此期间，黄河北岸的蒙军已决开了河堤，使汴京四外河水泛滥，粮食已经运不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范用吉率兵先行，为了节省粮食，他命令士兵把五天的口粮分成七天吃，士兵们也发扬风格，饿着肚子向洛阳进军。七月二十八日，范用吉率兵进入了无人防守的洛阳城，但刚进城粮食就已经断了。而在此之前，蒙古大汗窝阔台已经得知了宋军进入河南的消息，于是决定对发动一场全面地、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并将金国国王、木华黎之孙塔思任命为主将，就在宋军进入洛阳的同时，蒙古大将塔察儿也率本部人马接近了这里。

　　七月二十九日，作为后援的杨谊率宋军抵达了洛阳城外，并在洛阳城东三十里暂时休息，并传令生火造饭。估计杨谊的粮食也所剩无几，生怕入城之后被那伙宋军抢去，所以先在城外吃完了再说。谁知就在这个时候，蒙古大将塔察儿的先锋官刘享安跃马横枪，突然杀到，宋军将士又累又饿，根本无力抵抗，被杀得全军覆没，主将杨谊仅以身免，狼狈逃入了洛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