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一日，蒙军来到洛阳城下向宋军搦战，南宋由监军徐敏子率部出战，倒也没吃多大亏，与蒙军胜负略相当，可是此时宋军的粮草已经断了，士兵们只能杀战马充饥。这一来，宋军几员大将都知道洛阳万难守住了，只好决定撤军。次日一早，宋军打开洛阳城门仓惶南逃，但刚走出不远就被蒙军追上，宋军正处在逃跑期间，谁都无心恋战，一触击溃，被蒙军追杀了近百里，死者十之八九，监军徐敏子被流矢所伤，战马也不知道跑到了哪里，最后是在徒步之下，绕了好几个大弯才勉强逃回宋属光州，狼狈已到了极点。

　　宋军在洛阳溃败的消息传到汴京后，赵葵和全子才知道大事不好，这两个人在出兵前叫的最凶，但真碰到蒙军之后，又吓得要命，商量了半天还是认为只有逃跑才最保险，随即召集部队整装出发。由于在撤退之前，他们没跟士兵们交代清楚，所以士兵们都以为是去增援洛阳，结果出城之后才发现是往回走，顿时人心大乱，其实这个时候蒙古大军还没有到，宋军在撤退途中连个鬼影子都没碰见，可是由于人心已经乱了，组织工作又没有落实到位，所以撤军途中极无纪律，致使后军溃散，全部辎重遗弃殆尽，损失极为惨重。

　　就在赵葵、全子才撤军之时，宋理宗还没有得到前方失利的消息，因此仍然沉浸在收复三京的喜悦当中，并给这次出兵的几个“功臣”都加官进爵，正式发表赵范为京河关陕宣抚使、知开封府、东京留守；赵葵为京河制置使、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为关陕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由于河南凋敝，宋理宗还美滋滋地下旨：“河南新复郡县，久废播种，民甚艰难，江、淮制司发米麦百万石，往济归附军民。”（6）然而，诏书刚刚发出，前方兵败的消息就传了回来，收复失地的大计顿时沦为一场黄粱美梦。

　　这件事情史称“端平入洛”，历来被看为蒙宋之战的导火索，实际上也不尽然。尽管从表面看来，南宋出兵进入蒙古控制下的河南地区，确实有背盟的嫌疑，但实际上，在金国已经灭亡大前提下，宋蒙之战已不可避免，即便南宋不出兵，蒙古也会主动挑起战争，就宋军出兵河南的同时，窝阔台也在草原上召开诸王大会，当众说道：“先皇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7）这是在自己地盘上说的话，其中并没有指责南宋背信弃义，可见宋理宗就算不搞“端平入洛”，窝阔台也会搞“蒙军下江南”，因为蒙古是一个极度嗜血的民族，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快乐。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分析一下蒙古与其他民族有什么不同。从十世纪初起，北方先后崛起了三个了不起的民族，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契丹、女真、蒙古，他们分别建立了辽、金、元三个王朝，抛开蒙古先不去讨论，辽、金在刚兴起时，也都是非常强盛的民族，但为什么不能全面战胜汉族呢？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注重财富，愿意享乐。就拿金国来说，完颜阿骨打建国时，女真人穷得要命，但是剽悍异常，当时人称“女真满万不可敌”，经常将十倍于己的辽、宋兵打得大败，战斗力绝不低于后来的蒙古，可是在相继灭亡辽和北宋之后，女真人迅速致富，吃喝玩乐全都不愁，战斗力马上就呈现出惊人的退化，士兵们普遍厌战。到了岳飞那个年代，金军常常在数倍于敌的情况下，被宋军杀得大败，而此时距完颜阿骨打建国才不过二十多年。

　　这个问题恐怕也是所有少数民族的共同问题，就是在这个民族非常艰苦的时候，往往会爆发出惊人的能力，可是一旦致富，这种能力马上就消失了，比如说在辽、金后期，契丹、女真人跟汉人的区别已经不大了，甚至因为有特权可享，反倒不如汉人，又比如清朝后期的八旗子弟，几乎就成了“二世仔”的代名词。然而蒙古人却不太一样，蒙古到了金国灭亡的时候，立国已近三十年了，所征服的地区已经远远超出辽、金两国的全盛时期，由于在世界各地掠夺来大量的财富，每个蒙古人都富得流油，可是他们却没有退化，还是一如既往地那样嗜血、那样渴望战争，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也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去享受生活、偏要打仗不可？要知道在金国灭亡之后，南宋仍旧抵抗蒙古入侵长达四十多年，此时的蒙古人都是成吉思汗那一时代蒙古人的孙子辈了，如果他们能够消除野性，安心享受祖先给他们创造的财富，安心去当二世仔，那么南宋凭借长江天堑，说不定就不会被他们灭亡了，可是事情的最终结果却并非如此。

　　回过头再说南宋的“端平入洛”。南宋这次出兵，历时不过两个月，不但一寸土地没能收回来，反而损兵折将，还丧失了大量的辎重，可谓得不偿失，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南宋出兵操之过急，连粮草都没有备齐；朝中大臣们的思路不统一，奉命为出征将士们筹集粮草的史嵩之竟然抗命不办；前线将帅胆小如鼠，在首战失利后就急于撤军等等；这些都是导致端平入洛失败的因素之一，但并不是根本原因。其实此时摆在南宋面前的机会确实很好，偌大个河南无人驻防，使宋军轻而易举地就收复了北宋三京，如果不是有这么好的机会，恐怕南宋也不会贸然出兵。

　　然而，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南宋平日文恬武嬉，事到临头去搞投机，不失败才怪了，以宋军目前的整体素质，如果在河南那种平原地区遇到蒙军，只有死路一条。赵葵、赵范等人提出的“恃险而守”并没有错误，但是想以潼关、黄河为屏障阻挡蒙军南下，纯属痴心妄想，就如大臣吴潜所说：“黄河自潼关到清河（今江苏淮阴西南）三千余里，须用兵十五万，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持久岁月，今南兵及忠义等兵，决不能持久。”（8）黄河作为一道险阻而言，本身的防御能力远不如长江，况且长江背后仍然水道纵横，不利于蒙古骑兵的迅速展开，而黄河背后则是以平原地区为主，宋军显然不具备在这种地理条件下与蒙军作战的能力，所以南宋想与蒙军夹黄河对峙的设想本身就是个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说，端平入洛的失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真让宋军在河南站稳脚跟，南宋不可避免要将大量精锐兵力布置到河南，最终也必然会遭到更加惨痛的失败，还不如早去早回，安心守好“三边”，也就是以长江为险隘的川陕、京湖和江淮三大边防线。而随着端平入洛的失败和蒙古大军的南下，南宋的三边防线也即将遭到严峻的考验。

　　（1）见《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七。
　　（2）见《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七。
　　（3）见《齐东野语》卷五《端平入洛》
　　（4）见《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七
　　（5）见《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史嵩之传》
　　（6）见《宋史》本纪第四十一《理宗一》
　　（7）见《元史》列传第六《塔思传》
　　（8）见《宋特进左丞相许国公奏议》卷一《奏论今日进取者有甚难者三事》

　　日期：2010-06-04　12:15:38
　　第六章　血透长江——疯狂的三边大战
　　第一章　襄阳内乱
　　端平入洛失败后，南宋方面知道蒙古大举南侵已不可避免，从上到下都慌作一团，主战派成了百口交侵的对象，但主守派也拿不出御敌的良策，不免使朝政更为混乱。宋理宗迫于压力，只好将当时声望很高的理学大师真德秀、魏了翁召入朝中，分授翰林学士和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准备让他们参政。但对主战派人士，宋理宗却并没给与严重的处分，主将赵葵被削一秩，受命措置河南、京东营田边备；前锋全子才也被削一秩，措置唐、邓、息诸州营田边备。赵范则由两淮制置大使转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知襄阳府，品秩干脆没动，而力主出兵的右相郑清之不但没降，反而被升为左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