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军连续两年受阻于淮南，其中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蒙古的兵力不足，窝阔台为了完成成吉思汗未竟的事业，所以就在宋蒙开战的同时，又向西方派出了一支远征大军，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长子西征”。为了确保这次西征的胜利，窝阔台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西征主帅是成吉思汗的长孙、术赤长子钦察国王拔都，前锋由蒙古名将速不台担任，蒙古四大汗国内的长子长孙全部从军，率领的也都是蒙古最精锐的部队。最终，这次西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直打到了多瑙河流域才停止前进，但由于蒙古在西线上投入的兵力过多，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南征的实力。

　　其次是蒙军不太适应江淮地区的作战条件，而这里恰巧又是南宋防御的重点部位，一直都是国内精兵猛将的集中地，而在这场战争中，孟珙、杜杲、余阶等一批优秀将领，又都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关键作用，成功地阻挡了蒙军南下的步伐。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蒙古对灭亡南宋的战略构思出现了偏差。在蒙古人眼里，如果想灭亡南宋，就要经淮南过长江，直接制南宋于死地，却没有认识到整条长江都是南宋的生死线，蒙古只要能控制住其中一处，就足以将南宋推入死亡边缘。其实早在宋蒙两国之战刚刚打响时，蒙古就已经攻克了襄阳和成都，如果那个时候他们能再进一步，就很有可能夺取鄂州和夔州（今重庆奉节东），抢占长江中上游的制高点。可是蒙古对此明显认识不足，所以在得到襄阳和成都之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就给南宋方面重新构筑防线提供了机会。

　　蒙古攻占成都之后，就火杀而去，没有派兵留守，得到襄阳之后，也是在焚掠一空后即告撤军，只留南宋的降将游显在这里驻防，显然是没有给与重视。而南宋方面对襄阳的重要性却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当宋军在两淮地区连续击退蒙军之后，就有心从蒙军手中夺回襄阳，重新构筑荆襄防线。
　　公元1238年十月，宋理宗将孟珙升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正式命他率部收复襄阳。宋理宗将收复襄阳的任务交给孟珙，应该是个明智的选择，而在蒙古大军已经北撤的前提下，收复襄阳对于孟珙来说也并不困难。孟珙是当年十月接到的命令，到次年正月就已经进了襄阳城里，随后又派兵收复了光化军、蔡州，轻轻松松就把边境线恢复到宋蒙开战前的状态。

　　不过，孟珙心里非常清楚，这么轻松就收复襄阳，并不代表宋军有多么的强大，而是因为蒙古根本就没把襄阳看在眼里，不过总有一天，蒙军将会认识到襄阳的重要性，到时又该如何将襄阳守住，就成了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他踏入襄阳之后，就马上给朝廷上表称：“取襄阳不难而守难，并不是因将士不勇、车马器械不精，而是因为力量不足。襄阳为根本之地，与其等敌来之后再派兵救援，不如先派大军驻守，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2）

　　此时孟珙的老上司史嵩之刚刚被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孟珙上面有人好办事，没过多久，朝廷就把报告批了下来，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于是孟珙就以蔡、息两州的降兵组成忠卫军，以襄、郢两州的“归正人”组成先锋军，作为对襄阳兵力的补充。尽管因受财力所限，朝廷对襄阳的投入，还远远达不到孟珙的要求，但不管怎么说，从这时起，襄阳就开始逐渐恢复了元气，又经过多年的建设，襄阳终于成为了一座兵精粮足、城高池深的坚固堡垒，在后期的宋蒙战争中，发挥出极其突出的作用。

　　孟珙收复襄阳，对南宋重建防线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但蒙古方面对此明显是认识不足，既没有在孟珙进入襄阳前出兵增援，也没有在这之后派兵争夺，而是又把战争的矛头指向了四川，准备攻占长江上游的咽喉要道夔门，从这里打开通往长江中下游的道路。
　　公元1239年秋，蒙古大将塔海、秃雪率兵号称八十万，再度杀入四川，并迅速推进到了川东，攻破开州（今重庆开县），抵达万州（今重庆万县）长江北岸。宋军急忙屯兵于长江南岸，防止蒙军渡江，谁知蒙军已经学会了使用计策，先在万州长江北岸列出大批船只，做出了一副强行渡江的姿态，又命汪世显在上流设下伏兵。次日，蒙军开始渡江，宋军出动数百艘战船阻拦，汪世显则率领伏兵乘小船直接冲入宋军的船队，顿时将宋军水师杀得大败，蒙军顺势将宋军追击到川东重镇夔州（今重庆奉节），直逼夔门，其余蒙军则从万州渡过长江，沿南岸急速向夔门挺进。

　　夔门是长江三峡的西大门，刘备托孤的白帝城就位于夔门之侧，蒙古如果攻克了夔门，就等于打开了通往下游的门户，形势万分危急。当时孟珙的哥哥孟璟正任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今湖北宜昌），急忙向孟珙求援。孟珙闻讯立即带兵沿长江西进，并在归州、巴东（今属湖北）一带设置防线，锁住了长江三峡的大门口，蒙军屡次强攻，孟珙兄弟奋力抵挡，终于在归州（今湖北秭归）战胜了蒙军，与此同时，孟珙的部将刘义也在巴东取得了胜利，蒙军见无法冲破长江天堑，只好于公元1240年初，沿长江两岸向西撤军。到涪州（今重庆涪陵）时，汪世显在长江上搭起浮桥，接南岸的蒙军撤回北岸，蒙军这次渡江行动即宣告失败。

　　蒙军抢占长江上游的计划虽然没有能够得逞，但这毕竟是自宋蒙开战以来，蒙古第一次渡过长江，不禁令南宋君臣又惊又怕，所以蒙古刚一撤军，宋理宗就将孟珙任命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让他重新构建川东防线，此时孟珙仍然担任着京湖安抚制置使，所以其实他是一人兼任两大战区的主帅，这在宋朝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也足以看出南宋朝廷对他的倚重。

　　孟珙对打造川东上游防线，也有着很高深的见解，他奏请朝廷，准备设立三道防线，第一道设在川东的涪州、万州，第二道设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道则设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广西的桂州一带，按照这种构思，其实就已经考虑到蒙军从云南、广西迂回进攻湖南的可能性，确属远见卓识。宋理宗对此也深表赞同，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宋理宗还特地撤销了四川宣抚司，将孟珙任命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本路屯田使，这样四川制置司就只管利州、潼川府、成都府三路，四川成了三川，剩下的一川被纳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

　　蒙古南侵四川再度受挫，说明两国已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平衡，蒙古虽然兵强马壮，但由于主力大军正在西征，加上又不熟悉水战，所以拿南宋始终没有太好的办法，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蒙古明显对南宋加大了恐吓的力度，而出兵的规模却降得很低，但是效果仍然不好，因为南宋君臣对和谈的兴趣不大，蒙古先后派出了王檝和月里思麻两拨使者，但宋理宗根本就不见，王檝被挡在沔阳（今湖北省仙桃），因进退不得，在几年之后客死在宋境。月里思麻就更惨，来到南宋之后因出言不逊，直接被送往长沙飞虎寨，关押了三十六年，好容易盼到南宋灭亡，可他又被毒死。

　　在军事上，蒙古也没有能够取得任何进展，刚在蔡州屯好军粮，就被孟珙派人给烧了，又想在汴京建造战船、训练水师，可刚把材料准备好，大将余阶就率兵沿淮水进入黄河，一直打到归德府、屡获胜捷，把沿途蒙军搜集来的造船材料统统毁坏，又对蒙军的士气造成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而蒙军主动出击的频率变得越来越低，规模也越来越小，只有公元1241年秋，因为南宋扣住了蒙古使臣月里思麻，蒙古气愤不过又派察罕率大军攻打两淮，可在安丰军城之下，又被淮东提刑余阶、知安丰军王福等部人马挫败，随后进攻真州，仍然不克，这时后方又传来蒙古大汗窝阔台病逝的消息，察罕急忙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