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阶心里也很不高兴，就在几天之后组织了一场“献计献策者”答谢酒会，席间别的客人都畅所欲言，提出了很多合理化建议，惟独冉氏兄弟仍是闷头猛吃，一句话也不说。这一来，余阶再也忍无可忍，第二天就把冉氏兄弟挪到档次低一级的驿馆居住，然后又命人暗窥视他们的行为。不久就得到报告，说这两兄弟一天啥也不干，就是面对面干坐着，有时在地上画一些山水画，又在随后拿脚抹去，不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余阶也不知道这哥俩打得究竟是什么主意，反正接待标准也都降了，也就随他们去了。

　　又过了十多天，冉氏兄弟突然找到余阶说道：“这么多天来，某兄弟有辱明公礼遇，无以为报，只好拿出一个不成熟的建议供明公参考。”余阶十分意外，急忙询问内容。冉氏兄弟就说：“巴蜀形胜之地莫过于钓鱼山，请明公将合川治所移至此处，只要用人得当，足以胜十万雄师。”
　　余阶听完便一声长叹道：“先生所言，与某略同，钓鱼山的重要性瞎子都看得出来，关键就是如何防守却不得要领。”冉氏兄弟也不再多说，立即向余阶出具了一份建造钓鱼山城的预算报告，把该项目的前期调研、规划设计、内控管理、远景预测等方方面面的所有细节，全部开列下来，余阶看完之后不禁大为折服，认为冉氏兄弟出具的这份报告，无论是从可行性还是实用性，都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看来这几个月的好酒好菜真没白废，余阶情不自禁起身相谢道：“某知先生绝非凡品，如此良谋，某不敢掠为己有。”说完就不再跟任何人商量，立即上书请求给冉氏兄弟不次除官，最终朝廷按余阶的意思，同意将合川州治挪到钓鱼山城，并以冉琎为合川知州、以冉璞为合川通判。

　　消息传出之后，巴蜀一时舆论大哗，因为宋代知州不是一个普通官职，其全称为“权知某军州事”，意思为暂时代替朝廷管理某州（军）事物的官职，其实就是朝官的一种。知州的岗位职责非常重要，上马可以管军、下马可以管民，有全权处置州内事务之权力。知州的职权这么重，朝廷对知州的要求自然也非常严格，即便是中了状元也不可能马上就得到知州的美差，冉氏兄弟只不过是个白身人，骤然就升到如此高位，又怎能不令人眼红？但余阶不为所动，仍对冉氏兄弟重用如常，冉氏兄弟也不负众望，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将钓鱼城建设成为一道坚不可摧的牢固防线，从此傲立西陲四十年，成功地挡住了蒙军一轮又一轮的猛烈攻击，以其辉煌的战绩，在宋蒙战争史上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1）见《续资治通鉴》第一百七十卷
　　（2）见《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五《余阶传》
　　（3）辟召是宋代录用官员的一种制度，指专业机构长官、军事长官、地方长官自行除授官吏的一种方法。
　　日期：2010-06-16　13:12:27
　　第二节　自毁长城

　　宋理宗用余阶出镇四川，无疑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在余阶帅蜀之前的十六年里，朝廷一共向四川派出过三位宣抚使、九位制置使、还有四位制置副使，不可谓不重视，但这些人“或老或暂，或庸或贪，或惨或缪，或遥领而不至，或开隙而各谋，”（1）其中虽有像孟珙这样的能臣，但由于任期短暂，加上又是兼领，所以也没能做出多大成绩，直到余阶到来之后，通过整顿吏治、选贤任能、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手段，才使四川的残破局面彻底扭转过来。

　　在余阶帅蜀的后期，四川连年大熟、百姓殷实，余阶又以轻徭而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将四川治理的井井有条。在此大好局面之下，余阶还曾在公元1250年主动出击，准备收复失地，从蒙军手中夺回蜀口。当年十月，余阶分遣诸将沿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同时出击，一路连战连捷，最终同时抵达陕南重镇兴元府，虽然由于陕西蒙军的及时救援，打破了余阶夺取兴元府，关上巴蜀大门的计划，但这仍不失为自宋蒙开战以来，南宋方面所发动的最大一次收复失地的军事行动。

　　就在余阶帅蜀的同时，蒙古各派宗王正为争夺汗位而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没有精力再对南宋发起大规模的进攻，在这些年中，南宋各大战场上的压力都大幅减轻，总体形势均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这段时间对于宋理宗来说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他也理应抓住时机对国内进行一次彻底的综合治理，好应对必将到来的蒙古再度大举入侵。可是宋理宗目光短浅，好了伤疤忘了疼，形势刚刚有所好转，他就放松懈怠，不但没能励精图治，反而还连续干出了好几件自毁长城的事情。

　　宋理宗原本是个很有头脑的皇帝，这一点从他对待理学的态度上就能得到明证。前文讲过，宋理宗本来并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完全是在史弥远的一手扶持下才登上的皇帝宝座，因此很受理学人士的抵制。当时理学派在朝野内外的势力非常强大，对宋理宗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如果放在别的皇帝身上，很有可能会对他们实行高压政策，以压制这股强大的反对势力。但宋理宗的手段却非常灵活，不但不党禁理学，反而对其大加推崇，曾多次下诏表彰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的光辉事迹，弘扬他们的学术思想，并称自己恨不能与朱熹生在同时，好时时听从他的教诲，又把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让理学思想一统科举江湖。理学人士们得到了这么大的实惠，也就不再去抓宋理宗的小辫子，轻而易举就被宋理宗整体收编。

　　宋理宗这种做法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因为理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为维护封建统治而服务的，用高压政策对付他们，当然不如用收买和招安的手段来得实惠，在这件事上，宋理宗做得非常成功。而在用人方面上，宋理宗也非等闲之辈，曾选拔出不少既正直又有能力的臣子，比如说南宋中后期最出色的几员大将——孟珙、余阶、杜杲等人都是在理宗朝得到的重用，足见他不乏用人之明。宋理宗为人还肯宽厚，比如说一向以直言极谏著称的李宗勉，曾坚决反对过宋理宗出兵收复河南，并曾多次上书批评过理宗“沉湎酒色，奢侈浮费，不肯减退宫女，不肯褒奖功臣，不肯拿出内币以助军费，表面求谏但又不肯受谏”，言辞非常尖锐，但宋理宗并不怪罪，反在几年之内就将李宗勉从给事中升至左相兼枢密使，可见宋理宗的心胸还是很宽阔的。因此，在宋理宗亲政的中前期，官员的整体素质达到了南宋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然而，尽管宋理宗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才能，但他和宋朝历代皇帝一样，都有着很重的猜疑心。自他亲政以来，任命宰相时基本是以六十岁为门槛，只能往上不能往下，年纪不到的几乎不予考虑。从表面上看，是宋理宗认为老臣能够持重，其实却是为了防止有人再度专权，因为古代受医疗条件所限，人的寿命往往不会太长，六十多岁当上宰相，干不了几年也就自然死亡了，所以不必担心会出现韩侂胄、史弥远那样的权臣。可是这种做法的弊病也很多，因为宰相的年纪过大，就算再正直、再有才能，但受精力所限，也很难做出大的作为，比如说素有“历练老成、识量宏远”之称的乔行简，拜相那年七十九岁，干到八十五岁才退休，每天一上班就打瞌睡，哪有精力处理政事？再比如说李宗勉虽有“公清之相”的美誉，但由于年纪过大（2），仅干了两年就死在任上，死的最快的宰相要说淳佑四年被拜为右相的杜范，此人风节凛然，与李宗勉齐名，但拜相那年六十三岁，干了四个月就病死，而与杜范同时被拜为左相的范钟，拜相当年七十四岁，而且疾病缠身，他仅当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宰相，竟连续十次上表乞归田里，简直就是在对宋理宗苦苦哀求，这样的宰相又能有什么作为？所以尽管宋理宗启用了不少正直的大臣，但也没能使国内的政治局面有多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