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文臣的防范相比，宋理宗对武将的猜忌就更甚。在宋理宗时代，国内威望最高、能力最强、作用最突出的武将，非孟珙莫属，宋理宗也一直对孟珙十分倚重，还曾让他一人担任京湖、四川两大战区的主帅。但也正因如此，宋理宗又一直都对孟珙十分猜忌，在宋蒙战争频繁时期，宋理宗离不开孟珙，而在蒙古内乱期间，由于两国战事归于沉寂，宋理宗觉得孟珙的用处已经不大，就开始对他多方进行掣肘。

　　孟珙自任京湖制置使以来，曾多次击败过入侵的蒙军，在当世享有盛名。而从公元1244年开始，孟珙利用蒙古内乱的时机，多次派兵出动出击，攻打蒙军在河南的要塞，焚毁蒙军囤积的粮草，并屡获胜捷，声名更加显赫，不少原先向蒙军投降的南宋将士纷纷来归，使京湖战场上的形势出现了空前的好转。公元1246年，原南宋镇北军将领，时任蒙古河南行省长官范用吉也不想再跟蒙古人混下去了，便秘密向孟珙请求投降。孟珙不禁大喜过望，急忙上书请求朝廷予以批准。

　　范用吉身为蒙古河南行省的军政长官，一旦归顺过来，显然会在军事上对南宋大有裨益，宋理宗对此自然是一清二楚。可由于孟珙当时的威望太高，兄弟几个又都是抗蒙名将，宋理宗生怕一旦范用吉投降过来，会更加助长孟珙的声势，造成功高震主的不良局面，所以竟然以范用吉“叛服不常”为由，拒绝了孟珙的请求。就在这件事的不久前，孟珙的老领导史嵩之因父丧而丁忧，朝中没有人能为他说话，反倒是谗言四起，孟珙自知已不容于朝，不免心灰意冷，叹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随后主动上表请求致仕，宋理宗马上就给与批准，让孟珙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的名义退休，这更使孟珙忧愤不已，从此一病不起。当年九月初一，有一颗大星陨于境内，声如雷鸣，随后狂风大作，掀开房屋，折断树木。当晚，孟珙就薨于江陵。

　　孟珙是南宋中期最杰出的爱国将领，他本人很有儒将风度，平时在军中十分威严，但下去之后，则“焚香扫地，隐几危坐，若萧然事外，远货色，绝滋味”（3），可与南宋初年抗金名将岳飞相比。孟珙去世那年，年仅五十二岁，这无疑是南宋的巨大损失，不过好在孟珙只能算是被排挤而死，还不能说是被活活逼死，死后还被追赠太师、封吉国公，下场还不算十分悲惨。与孟珙相比，同时代的另一名将余阶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

　　自从就任四川制置使以来，余阶功高厥伟，为稳定南宋的西南防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时间一久，也避免不了受猜疑的命运。四川因偏居一隅，本身又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以向来就是个容易产生割据的地方，五代时期，就有王建和孟知详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前、后蜀，南宋建国之后，也曾发生过吴曦叛乱称王之事，所以四川的帅臣历来都是最容易受到朝廷猜忌的一个群体，而余阶本人办事又不顾嫌疑，昧于勇退，最终也使自己落得一个很不好的下场。

　　公元1244年，余阶的老上级赵葵进入枢密院，开始执掌兵权，并给余阶以很有力的支持，到了公元1249年，宋理宗又将赵葵任命为右相兼枢密使，本来这对余阶来说更是一件好事，谁知赵葵是武将出身，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反对派们就以此为借口，对赵葵群起攻之，并抬出了“宰相须用读书人”的祖训，使赵葵没等上任就被迫辞职，结果连原有的兵权都没有了，这对余阶自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过好在余阶还有左相郑清之的支持，在朝中还算是有人，地位依然稳固，可是到了公元1251年，连左相郑清之也病死了，与余阶毫无关系的右相谢方叔升任左相，这样余阶的后台全部倒塌，已经无法得到任何一个朝中大员的有力支持。

　　就在郑清之死前，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利州都统王夔性格残暴，依仗功劳桀骜不逊，成为四川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王夔为人还非常缺德，到处勒索钱物，经常把辖区里的富户捉来，将箩筐中间掏孔，套在富户脖子上，然后用火点燃，称之为“蟆蚀月”，或用弓弦系在富户鼻子底下，吊在房梁之上，称之为“错系喉”，有时还会绑住人的两条腿，用长木压住，称之为“干榨油”，总之榨钱的办法很多，四川人都对他恨之入骨，背地里称他为“王夜叉”。

　　余阶早就有心将王夔铲除，但是又害怕王夔手握重兵，一旦处理不当，会酿出大祸。后来余阶的亲将杨成就劝他说道：“侍郎不必害怕，王夔的兵将虽多，可也都是朝廷的人，当年吴家在高宗年间百战保蜀，又积四代恩威，根本不可谓不固，可吴曦一夕叛乱，还是立刻就被部将所杀，难道王夔的势力还能比得上当年的吴曦吗？咱们宋朝的体制决定了乱臣贼子们是不会有好下场的。”余阶听完觉得很对，就夜召王夔入帅府议事，又悄悄命杨成去带领其军。王夔对此毫无所知，大大咧咧地进了帅府，但随即就被余阶擒获斩首示众。而与此同时，杨成则单人独骑进了王夔的营寨，宣布王夔已被正法，军队由他本人暂时接管。将士们惊愕不已，相顾不知所为，杨成又对他们晓以大义，耐心说服教育，成功地安抚了将士们的情绪。

　　余阶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应该说是非常圆满，没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况且余阶身为四川制置大使，手中握有先斩后奏、便宜处置一切事务的权力，因此也不算越权。其实这种事情在宋朝不乏先例，比如说高宗年间张浚就曾在四川杀过大将曲端，那一次还是冤杀，但宋高宗也没有去怪罪张浚，可是由于余阶治蜀多年，身上的光环太多，着实令人妒忌，所以很多人就以此事为借口对余阶进行大肆攻讦，其中不乏像左相谢方叔这样的大人物。

　　谢方叔才能平平，为相四五年，既无大功、也无大过，没有任何作为。他之所以打击余阶，一来是余阶是郑清之的人，而谢方叔向来都与郑清之不睦，所以打击余阶就是打击刚刚死掉的郑清之；二来与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有很大的关系。
　　王夔死后，利州戎司按惯例推举统制姚世安为将，这在当时既是一种很常见的行为，也是一种很跋扈的行为，被称为“举代”，也就是说一支部队的主将离职之后，往往会让其部将接管军队。这种行为其实违反了当时军队高级将领由朝廷直接委任的原则，余阶早有心革除此弊，因此就不予承认，便命一个姓金的都统带三千骑兵去云顶山接管王夔军，不想姚世安竟然闭关不纳，把那名姓金的将领赶了回去，还口出狂言来威胁余阶。

　　此事过后，姚世安知道余阶必然不会善罢干休，所以也在苦求对策。正巧此时谢方叔有个侄子正在云顶山避难，姚世安就重金厚结此人，以寻求得到谢方叔的支持。正好谢方叔也想搞掉余阶，姚世安主动向他靠拢又给他制造了打击余阶的客观条件，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一边由姚世安在四川大肆搜集余阶所谓的罪状，一边由谢方叔在宋理宗面前大讲余阶的坏话。谢方叔身居高位，手下党羽众多，加上朝中不乏眼红余阶功业者，也都跟着落井下石，就连参知政事徐清叟也掺乎进来。这些人你一言、我一语，成天在宋理宗面前嘀嘀咕咕，对余阶进行大肆的诋毁和污蔑。宋理宗的疑心本来就重，自然抵不住众人的百口交侵，终于在公元1253年五月发出庚牌，召余阶入京奏事。

　　庚牌也叫更牌，是宋代调动大臣的专用牌符，此牌一出，就标志着四川的余阶时代宣告结束。而自从姚世安依仗谢方叔的势力抗命以来，使余阶在四川的声威大挫，余阶忧愤之余，身体每况愈下，在宋理宗发出庚牌之时，余阶突然身患重病，并专以此事上奏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