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余阶上奏病情时，还不知道朝廷已将自己调走，但由于宋理宗是在发出庚牌后的第十六天才接到余阶的奏章，所以竟使他误以为是余阶称病不朝，顿时大惊，急忙将余阶升为资政殿大学士，并向余阶许愿称，等他回京之后，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可以参照宰相的标准，然后又将前临安府尹余晦火线提升为四川制置使、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财赋，让他去四川接替余阶。

　　余晦资望浅薄，又从未主持过边事，这样一步就被提升为蜀帅，不但时论为之大哗，就连余晦本人都连连推辞，认为自己无法担当这么重要的职务。但由于宋理宗误认为余阶是抗旨不朝，俗话说“臣疑君则反，君疑臣则诛”，所以宋理宗生怕余阶已起了反心，所以也就顾不上余晦到底有没有这个能力，只想让他尽快去四川把余阶换回来，以免造成大乱。

　　余阶在四川听到这个消息后，知道宋理宗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回去之后肯定要受迫害，他这个人的性格过于刚烈，不愿回朝接受刀笔吏的询问，于是“一夕暴下卒，或谓仰药死”，宋代知识分子记述习惯讳笔，凡是公卿横死的一律记为“暴下卒”，其实余阶就是服毒自尽了。
　　余阶的下场非常凄惨，在他死后，余晦继任蜀帅，此人毫无才能，只认准一件事情，就是既然朝廷认为余阶不对，那么把余阶做的事情反过来也就应该不会错，所以上任之后就尽反余阶所为，结果不满一年，就把四川的大好局面搞了个一塌糊涂，先是在紫金山（今四川盐亭县北十五里）筑城遭到蒙军袭击，折损士卒不可数计，随后又逼反了隆庆府（原为四川剑阁，后移至苦竹隘）守将南永忠，不久又丢失了川北要地阆州（今四川阆中），屡次丧师辱国，跟余阶在位时的捷报频传正好成了鲜明对比。宋理宗迫于舆论压力，只好将余晦免职，但为了掩饰自己用人不当，反倒把责任扣到了余阶的头上，说余阶镇抚无状，兵苦于征戎，民困于聚敛，并以此给余阶定下了罪名，将他的家产全部抄没，然后又要余阶之子余如孙拿出家财犒军。

　　这明显就是在整人了，因此宋朝虽然是专制社会，但也是有法可依的，余如孙既然已经成家立业，他的财产就与余阶没有关系了，余阶又没被判株连，没道理让他的儿子拿钱赎罪，可即便这样仍不算完，又有人捕风捉影地说余阶给儿子取名为余如孙，是“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意，明显是在自比曹操，这是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余如孙只好忍气吞声地将名字改为“余师中”，但仍不能免祸，后来还是被奸相贾似道所杀。可怜余阶一世英雄，到头来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不但没能保全自己，还把儿子的性命也赔了进去，实在是令人心寒齿冷。

　　从窝阔台死一直到蒙哥即位，总共间隔了十余年，时间不可谓不充足，可宋理宗非但没有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去励精图治、提升国力，反而一个劲儿地给自己拆台，把孟珙活活气死，将余阶活活逼死，这是南宋王朝最有力的两根台柱，可宋理宗却毫不留情地将其全部摧毁，如此是非不清、敌我不明，南宋的国祚又岂能长久？
　　（1）见《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五《余阶传》
　　（2）李宗勉生年不详，但他是开禧元年（1205）年的进士，嘉熙三年（1239年）才被拜为宰相，应该不会低于六十岁。
　　（3）以上内容见《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一《孟珙传》
　　日期：2010-06-17　12:40:41
　　第九章　千里戎征——蒙古的斡腹之行

　　第一节　蒙军长征
　　公元1251年，蒙哥登上了大汗宝座，这也标志着蒙古对外扩张的战车又将开足马力。
　　蒙古自建国以来，就极度热衷于发动对外战争，这主要是因为蒙古人虽是天生的战争能手，但没有经济头脑，连赋税都不会收，甚至还曾把天下赋税包给商人经营，可见其制度建设上的混乱。蒙哥即位之后，将赋税改由国家征收，不再让那些奸商白占便宜，但税额定的又比较低，据《多桑蒙古史》记载，蒙哥有一次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征税之事，众臣都说民间疾苦，赋税太重，请求从轻征收。蒙哥表示同意，于是就将河中地区的税率定为富人每年七个第纳尔，穷人每年一个第纳尔，而中原百姓的丁税为一到十五个金钱不等，除此之外，一切杂税全免，什么国税、地税、增值税统统不予收取。由于当时百姓的生活状况和物价水平难以具体掌握，所以单用“第纳尔”和“金钱”来测量蒙哥时代的税率并不直观，但蒙哥规定牧区的税率为每百头牲畜征收一头，不满百头则不予征收，（1）这就看得很清楚了，蒙哥的税率其实是逢百抽一，在中国历史上，正税多为十到十五抽一，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和劳役，可见蒙哥定下的税率是非常低的。不过，尽管轻徭薄赋有利于缓解民间疾苦，但这么低的税率，又很难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更难以满足贵族们的奢侈生活，所以就只能出去掠夺。

　　蒙哥登基之后，就积极筹划对外扩张，此时蒙古的边境线与窝阔台去世时变化不大，南线仍与南宋为邻，按长江流域划分出三大战场，基本维持原貌；东线与高丽小国为邻，蒙古此前就曾多次对其入侵，最近一次发生在公元1247年，后来由于贵由大汗的去世，该次入侵半途而废，没有能够取得多大的进展；西线上主要对手还有两个，即由亦马思因派统治的木剌夷（在今伊朗境内）和由哈里发统治的报达（今巴格达），南亚古国印度也在这一线上；以上三线都有敌人存在，只有北线由于挨着拔都的钦察汗国，那里蒙哥管不着，因此不是战争的方向。

　　蒙哥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即位仅仅一年，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对外侵略，并准备采取三线开花的策略，同时入侵所有的邻国。公元1252年七月，蒙哥命忽必烈南征大理，准备绕过长江天堑，从背后打开南宋的大门，又命诸王秃儿花、撒立征印度，弟弟旭烈兀西征木剌夷、报达，并于当年十月命宗王也古东征高丽，这样蒙古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就全面打响。

　　关于蒙古此次东征高丽、西征木剌夷、报达、印度等国的经过，由于不在本书的范围之内，因此不予展开，但对忽必烈南征大理国的经过，则必须要详细阐述，因为蒙军的这次行动，既与宋蒙两国之战密切相关，又堪称是古代战争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壮举。
　　忽必烈生于公元1215年，是拖雷和唆鲁禾帖尼的第四子，蒙哥大汗的同母弟。此人素来胸怀大志，从年轻时起，他就怀着“思大有为于天下”（2）的远大理想，并一直为此付出努力。据现存史料分析，忽必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跟中原知识分子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并将大批俊杰收为己用。
　　公元1242年，忽必烈征召汉地高僧海云禅师来漠北讲传佛法，并向他请教“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吗？”海云禅师是中原佛教领袖，此人一向不甘寂寞，与政界人士往来密切，还曾在金宣宗时被赐号为“通玄广惠大师”，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厅局级长老。对于忽必烈的问题，海云禅师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劝他广招豪杰，选贤任能，庇护百姓，并在返回中原之时，把自己的徒弟刘秉忠推荐给他。

　　这个刘秉忠并不是普通人，他本是邢州人士，出身于金国“世代簪缨”之家。金国灭亡后，刘秉忠曾在邢台节度府做过一段时间的令史，不过没干多久，就突然投笔长叹道：：“吾家累世衣冠，岂可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3）然后就出家当了和尚。从表面上看，刘秉忠出家是因为看不起本职工作，其实也不见得，因为就算刘秉忠不想做刀笔吏，也没有必要非去出家不可，显然他混进僧人队伍是另有所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