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最早是由古代藏民所建立的国家，在唐朝时曾盛极一时，“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等州，南临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1），甚至还曾一度攻入长安，将唐代宗赶出了京城。不过到了公元842年，吐蕃王朝最后一任赞普朗达磨遇刺身亡，他的两个儿子沃松和永丹各据一方，为争夺赞普宝座大打出手，吐蕃王朝从此陷入了分裂，到宋朝末年，吐蕃内部山头林立，大大小小的部落各据一方，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了，只能称之为吐蕃诸部。

　　蒙古和吐蕃之间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成吉思汗灭西夏时，就曾招降过毗邻西夏的部落，其后拖雷假道南宋攻打金国时，也曾招降过吐蕃东北部的边缘部落，但这两次接触仅限于吐蕃的边区部落，双方还没有深入往来。其后察合台之子穆直和窝阔台之子阔端都曾进入过藏区，并招降了一些部落，但规模也不大，直到公元1244年，阔端又派大将道尔达进入藏区，召吐蕃萨斯迦派首领萨班入见，萨班没有拒绝，当年就携自己的侄子八思巴启程，并于公元1246年在凉州（今甘肃武威）见到了阔端，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蒙古方面同意由萨班监藏，而萨班则同意帮蒙古招降吐蕃诸部，此后大部分吐蕃部落都相继归附于蒙古，这也是忽必烈决定绕道藏区的原因。

　　公元1251年，萨班去世，他的侄子八思巴成为新任萨斯迦教派法主，当时年仅十七岁。八思巴据说是个天才级的人物，年纪虽然不大，但佛法精深，知识渊博，是吐蕃人眼中标准的活佛。尽管忽必烈实施斡腹行动时，吐蕃大多数部落都已归附，可毕竟那里不是自己的地盘，为了保证大军能顺利行军，忽必烈便派人将八思巴召到六盘山，命他回吐蕃地区为自己筹措军粮、摊派差役。

　　谁知八思巴年纪虽然不大，但脾气却是不小，听完就说吐蕃诸部没钱，百姓负担不起，将忽必烈的要求一口回绝，双方闹得不欢而散。忽必烈当时身为上国的实权宗王，八思巴不过只是下国的宗教领袖，他这种态度如果放在平时，恐怕很难摆脱悲惨的命运，可眼下忽必烈有求于他，得罪不起，只好来软的，但自己出面又下不来台，只好让王妃察必从中斡旋，双方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忽必烈夫妇从此皈依佛门，尊八思巴为上师，并接受八思巴为其夫妇举行的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而八思巴则同意为忽必烈通过藏区提供方便，一面派人做向导，一面给吐蕃各地的高僧大德写信，叫他们为忽必烈出粮出力。

　　这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因为通过这一协议，八思巴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在吐蕃的领袖地位，忽必烈称帝后，八思巴更是水涨船高，被尊为“帝师”，藏传佛教也成了元朝的国教，此后元朝的历代帝王，都设置帝师一职，并且都是由萨思迦派的高僧出任。八思巴本人不过就是写了几封信，充其量也就是为蒙古贡献了一些粮食，还不用自掏腰包，就得到了这么丰厚的回报，可谓是实惠多多。而忽必烈也不吃亏，蒙古虽有本民族的萨满教，但从成吉思汗时起，蒙古历代领导人就从不歧视其他教派，无论是萨满教，还是佛教、道教、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统统平等，什么庙都拜，哪路神仙也不得罪，忽必烈受此熏陶，对改信藏传佛教并不会感到难以接受，何况吐蕃地区环境恶劣，不适于人类居住，全面占领也没有用，不占领又难以控制，所以忽必烈用改信藏传佛教的手段来羈縻他们，实在是一个投资小、见效快、无风险、高收益的好买卖。当然，这件事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为日后元朝在吐蕃境内设置行政机构奠定了基础，西藏也正是从这时起，成为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员。

　　公元1253年八月，忽必烈召集的十万大军集结完毕，随即离开六盘山，进抵临洮（今属甘肃），并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兵分三路，由兀良合台率西路军，忽必烈率中路军、诸王木哥、塔察儿、阿必失哈率东路军分头向大理进发。由于前期工作组织到位，使蒙军的行进非常顺利，西路军自达拉沟西行进入阿坝草原，经甘孜、理塘、稻城南下，因为这一带水草丰美，路上又没遇到阻碍，所以行军非常顺利，仅用了十多天，就从旦当岭（今云南中甸境内）进入了大理国境，随后攻克空和寨（大理边防要塞，在今丽江石鼓一带），并飞马报知忽必烈，请他火速入滇主持军务。

　　东路军进展也非常顺利，他们取道川西北草原，沿南宋边界军州南下，这条路线紧挨着南宋辖境，本来难免会受到宋军的阻击，谁知南宋蜀帅余阶恰好在这个时候含恨而死，继任者余晦又是个无能之辈，对边防事务，一无措置，各地边将又不肯主动出击，竟眼睁睁地看着蒙军擦边而过，在汉源（今属四川）渡过大渡河，进入了大理国境。

　　只有忽必烈的中路军稍有不顺，公元1253年九月末，忽必烈在满陀城（今四川泸定）接到兀合良台飞报后，为了加快行军速度，便将大批辎重留在满陀，全军轻装简行渡过大渡河，但由于是沿着大渡河谷地行军，只能翻越崇山峻岭，紧贴悬崖绝壁而行，到翻越雪山时，因山路崎岖，马不能行，将士们只能以步带骑，有时一天都走不上二三十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中路军行军两千余里，才终于穿过了高山峡谷无人区，进抵金沙江畔，直逼大理国北境。

　　金沙江一带是大理国的老少边穷地区，大小部落多如牛毛。大理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国家，国内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国王段兴智是白蛮人（白族），但手中并无权力，国家大权被乌蛮人（彝族）高祥、高和所垄断，而高氏兄弟的山头主义思想严重，大局观不强，时常利用手中权力欺压国内各少数民族，搞得大理诸部人心离散，没有任何凝聚力，所以忽必烈率军到达金沙江畔后，除少数摩些部族稍作抵抗外，其余大多数部落都主动投降，使蒙军得以安然渡过金沙江。

　　金沙江为长江上游江段，一向以水流湍急而著称，三国时期称“泸水”，诸葛亮所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指的就是这里，毛泽东同志在红军胜利长征后，也曾留下“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的诗句，可见这里地势之险恶。蒙军将士生长于北方，本来不熟悉水战，但在这次出征前，忽必烈对大理国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事先已准备了大批“革囊”作为渡江工具。

　　所谓“革囊”，简而言之就是用皮革制成的气囊。在古代中国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百姓们为方便过河，制作出一种简易工具，就是将牛羊杀死后，用细管向体内吹气，然后用力拍打，使皮肉分开。这时，再割去牛羊的头部和四肢，就可将皮整张剥下，最后将牛羊头部、四肢、尾部的孔洞扎紧，革囊就制作完成了。需要过河时，人们便往革囊中吹气，使其膨满之后，就可以借之渡江了，其实就类似于现在的救生圈原理，只是古时没有塑料，只能用皮革代替，吹牛皮的典故也是从这里来的。

　　中路军渡江之后，蒙古三路大军都已进入了大理国境。前面说过，蒙古这次斡腹之行的成败不在于能不能战胜大理，而在于能否顺利到达大理，此时蒙古的三路大军既然都已进入了大理国境，大理亡国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十一月十六日，忽必烈率军向大理城（今属云南）进发，并派出了三名使者前去招降，承诺只要大理国肯乖乖投降，蒙军就绝不加以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