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某日，大将汪德臣再度率兵攻城，可是苦战一天仍然毫无效果，按常理应该是主动撤军，谁知他在恼羞成怒之下，精神突然出现剧烈波动，竟然单人独骑跑到城下，大喊道：“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3）话音未落，城上突然飞出一枚炮石，正好砸到他的身上，虽然没有把他当场砸死，但数日之后，汪德臣还是因伤势过重死在了军中。

　　汪德臣是原金国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之子，自打向蒙古投降后，这一家人就成了蒙古入侵四川的急先锋，他的战殁，使蒙军气势大受挫折，而宋军却是斗志昂扬，为了向蒙军示威，王坚特意命宋军向城外发炮，抛出两条各重三十斤的新鲜活鱼和百余张蒸面饼，又在面饼中夹上纸条，上写：“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守十年，此城亦不可得也！”（4）此举不禁更令蒙哥恼羞成怒，却又无可奈何。

　　直到这时，蒙哥仍然不肯撤军，但据《元史.宪宗纪》记载，从六月起，蒙哥也染上了瘟疫，并在七月二十一日病死在钓鱼城，年仅五十一岁。关于蒙哥之死，历来说法不一，《元史.宪宗纪》称蒙哥染疾而死，《宋史.理宗纪》支持这种观点，但说蒙哥死于八月，无名氏所著《钓鱼城记》则称蒙哥是七月上旬督战时，被“炮风所震”，成疾而死，《马可波罗游记》中又记载蒙哥是膝盖中箭伤而死。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说法，难以统一，但有两点应属确认无疑：第一，蒙哥无论是因病而死，还是受外伤而死，死因肯定出在钓鱼城下；第二，蒙哥不是当初阵亡，无论是外伤还是患病，蒙哥都拖了一段时间，最后是在病情迅速恶化，经抢救无效后而死亡，据载蒙哥死前还特意嘱咐众人：“我之婴疾为此城也，不讳（死）之后，若克此城，当尽屠之。”（5）

　　蒙哥之死，对时局的影响相当巨大，因为在他死后，蒙军已无心再战，只好在其子阿速台的率领下，向北退军，钓鱼城之围遂解，四川的局势也随之缓和。表面看来，即便蒙哥不死，也很难攻克坚如磐石的钓鱼城，自然就难以占领全蜀，完成打开长江上游大门的战略目标，因此还不至于对南宋王朝构成致命的威胁。其实不然，因为就在此时，忽必烈所率的东路军已经在京湖战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如果不是蒙哥的死讯突然传来，忽必烈绝不会轻易撤军，这样蒙军就可以在长江中游打开局面，南宋也很有可能在这一年就会被蒙古灭亡。

　　（1）以上见《四川通志》卷四十二《合州钓鱼城记》
　　（2）见《元史》列传第十六《来阿八赤传》
　　（3）见《元史》列传第四十二《汪德臣传》
　　（4）见《合州志》卷一无名氏《钓鱼城记》
　　（5）同上

　　日期：2010-06-22　11:55:42
　　第三节　鄂州保卫战
　　在蒙哥大举南征的筹备阶段，忽必烈因受猜忌而被解除了兵权，负责裁判佛道辩论大会。忽必烈本是蒙古高级领导人之一，此时不但失去了带兵的资格，还要被迫去听和尚念经、道士做法，不禁令他失落感大增，所以整天闷在家里闹情绪，什么事情也不去过问。近侍燕真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便劝他道：“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舆远涉危难之地，殿下以皇弟独处安全，可乎？”（1）忽必烈这才一下子醒悟过来，便在佛道辩论大会结束之后（此次大会佛教取胜），趁着向蒙哥汇报辩论会结果的机会，正式提出了从军的请求。

　　蒙哥本身是信萨满教的，对佛道两家谁输谁赢不感兴趣，他见忽必烈丢掉兵权之后，不但不发牢骚、吐苦水，反而还积极寻找机会为国出力，认为他的觉悟还是很高，恰巧此时塔察儿的左翼军战绩太差，令蒙哥大失所望，于是他就决定让忽必烈代替塔察儿为左翼军主帅，这就使忽必烈再次得掌兵权，也为他日后能够登上大汗宝座打下了基础。

　　公元1258年十一月，忽必烈得到了新的工作安排，随后调集兵马自开平大本营启程，于次年二月到达邢州（今河北邢台），会同诸王一起南下，于五月到达濮州（今河南濮阳东），开始召集四方名士，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这些人也都纷纷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以谋臣郝经的言论最具代表性。
　　郝经原为金国人，其家世代修习儒业，在社会上很有名望，他的祖父郝天挺是大才子元好问的老师，可见家学之渊源。郝经很小的时候就随父亲逃到蒙占区躲避战火，所以后来做了蒙古大官，没有思想上的包袱，从不拿自己当亡国奴。郝经自幼博学强记，家里又有良好的硬件条件，所以二十几岁时，就已经在河北文化界崭露头角，后来他的才能被万户张柔发现，又经张柔的举荐，投入忽必烈门下。

　　忽必烈此次伐宋，郝经也随军前往，并在濮州上了一道表章，名为《七道》，指出“古时凡是能混一天下者，皆以德不以力”，所以朝廷要想消灭南宋，就要“修德以应天心，法政以慰人望”，要懂得“兴文治、饬武事、育英才、恤疲民、培植元气，俟时而动”的道理。总得来看，郝经这道表章所论比较虚，讲得都是大道理，但并未对具体的作战计划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不过一般大领导都喜欢手下放这一类的空炮，因为不管有用没用，这种话都是堂堂正正的大道理，所以忽必烈也虚心纳谏，明确了这次出征的主题，就是要以“吊民伐罪、修德戒杀”为指导方针，严肃军纪，禁止滥杀无辜，为尽量减少战争对河南地区所造成的伤害，忽必烈还特意命人从济南运来食盐百万斤，以作公私之用。在战前就提出这么多保护民间的措施，这在蒙古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看成是蒙军一次巨大的进步。

　　七月，已被忽必烈任命为江淮荆湖等路宣抚副使的郝经，在进军路上又上了一道名为《东师议》的表章，对这次南征提出了新的看法，在文章开头，郝经先是对蒙古大吹大擂，称蒙古以“一旅之众，奋起朔漠，斡斗极以图天下，马首所向，无不摧破。灭金源，并西夏，破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蹂躏诸夷，奄征四海，今十分天下，已有其八”。接着话锋一转，指出蒙古开国建极五十年来，从来不修内政，只知道天天打仗，常常是“括兵率赋，朝下令而夕出师，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阖国大举”，搞得国家“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劘荡，殆欲歼尽”，元气已经大伤。

　　然后，郝经又对这次南征做出了前景分析，认为蒙古这次出兵纯属是瞎胡闹，因为蒙古人打仗，一向是凭借骑兵“聚如丘山，散如风雨，迅如雷电，捷如鹰鹘”之优势，搞大规模的迂回包抄，破回鹘、灭西夏、自关中败金军、经吐蕃亡大理采取的都是这种手段，应该说行之有效。不过，这种用兵的本质是要出奇制胜，因此就要攻其不意，可现在“连百万之众， 首尾万余里，六飞雷动，乘舆亲出，竭天下，倒四海，腾掷宇宙，轩豁天地”，动静折腾得太大，宋人早有准备，这哪里是出奇制胜，简直就是掩耳盗铃，等于是“执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

　　何况南宋渡江立国已有百年，一向“纪纲修明，风俗完厚，君臣辑睦，内无祸衅，东西南北，轮广万里，亦未可小。自败盟以来，未尝大败，不可谓弱”，哪是那么好对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