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见《忽必烈即位诏书》，载于《元史》本纪第四
　　（4）见《元史》列传第四十六《商挺传》
　　日期：2010-06-25　12:02:19

　　第二节　南下平叛
　　阿里不哥投降之后，得到了忽必烈的宽宥，并在一个月后就因病而死。关于阿里不哥的死亡原因，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认为是疾病，但这种说法显然难以让人信服，因为如果阿里不哥的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这种程度，他又何必向忽必烈投降呢？另外，史载阿里不哥投降之后的认罪他度十分不好，忽必烈问他：“弟，吾与汝谁是谁非？”阿里不哥回答道：“昔者我是，今者汝是。”（1）后来问罪之时，阿里不哥又对部下百般包庇，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身上，实在揽不下来的则推给了阿兰答儿，当时阿兰答儿已经战死，无从追究，这明显是一种抵赖的行为，自然不能令忽必烈满意。其后，忽必烈下令处死了阿里不哥手下的十名将领，又因为不想担负杀弟的恶名，所以将阿里不哥释放。可是一个月后，阿里不哥就突然死去，名为暴病身亡，但真实的死因也就只有天知道了。

　　阿里不哥的失败其实是历史的必然，因为阿里不哥代表的是蒙古保守派的势力，他虽然很讲义气，但头脑简单、性格残暴、眼界又不够开阔，对外不能团结友邻，对内缺乏发展经济的手段。自从开战以来，阿里不哥始终都处在一种四面受敌、物资穷匮的困境内，手下将领和士兵们的生活状态和福利待遇每况愈下，导致人心离散，失败已不可避免。其实忽必烈早有能力将其消灭，只是因为就在与阿里不哥交战的同时，盘踞在山东地区的李璮趁机叛乱，迫使忽必烈分兵征讨，这才使阿里不哥多活了两年。

　　李璮是金国末年，活跃在山东地区的红袄军领袖李全、杨妙真之子。前文曾经说过，金国末年时，红袄军在山东地区声势浩大，势力范围几乎囊括了整个山东，所以在他归附南宋之后，金国曾有“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东实地”之说（2）。李全在历史上曾主动向南宋请求归附，驻军于楚州（今江苏淮安），替南宋把守两淮门户，但他本身并不是宋人，对南宋缺乏忠诚度，之所以替南宋抵御金国，只是为了得到南宋方面的粮草，等于是对南宋输出劳务，换取必要的军用物资。南宋方面对李全也缺乏信任，从不把李全的红袄军看成是自己的队伍，双方间始终都处于一种相互不信任的合作关系当中。

　　公元1226年，木华黎之子孛鲁攻入山东，李全带兵在青州（今山东益都）抵抗，兵败后向蒙古投降，并被任命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又称益都行省）长官。宋廷闻讯后，便不再向楚州红袄军提供军粮，这就引起了李全部下们的不满，于是他们发动兵变，赶走了南宋留在楚州的将领，双方合作关系彻底破裂，此后又不断交战，但由于此时宋蒙之战还没开打，蒙古方面不给李全提供支持，李全孤军作战，不是南宋的对手，最终兵败被杀，他的妻子杨妙真继任益都行省长官，并在数年之后去世，其人马和地盘就由李璮接管。

　　李璮出任益都行省长官已有三十余年，袍泽故旧遍布山东各地，可谓是根深蒂固，是蒙古国内最有实力的一个世侯。蒙古在灭金的过程中，由于战线拉得过长，人手难免不足，所以就搞出一套世侯制度，将汉地内大的地主武装头目封为万户，命他们分统诸路，向蒙古统治者交纳贡赋、钱粮、兵丁，并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作为回报，这些万户可以总揽辖境内兵、民、财三政大权，并有权世袭其职，因此就被称作世侯。蒙古世侯的来源有两类，一类是很早就归附于蒙古，一直追随蒙军作战、并立有大功的一类人，如蒙军中的著名汉将张柔、史天泽都是世侯，这些人在政治上都十分可靠；另一类则是原先就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蒙古投降的一类人，李璮就是此类世侯中的典型代表。

　　李璮有很大的野心，长期以来，他一直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来发展自己的势力，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发会子（纸币），不安于臣位的迹象非常明显，蒙哥南征四川之时，就曾多次遣使命他派兵助阵，但李璮始终推三阻四，大找客观理由，不肯听从蒙哥的调遣，等蒙哥死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开始大打出手，这就让李璮觉得兴兵叛乱的时机已经来了，便密令在朝中为人质的儿子李彦简逃回山东，随后发兵歼灭了戍守在涟、海等州的蒙古兵，正式竖起了反旗。

　　李璮叛乱之时，正好是在忽必烈向和林进军之时，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为了确保叛乱成功，李璮还把涟水军、海州、东海等三城献给了南宋，上表宋理宗请求归附，并暗中联络严忠范、史天泽等大世侯，约他们一同起兵，应该说是尽了最大努力，但效果仍然不好。因为李璮与南宋本有杀父之仇，此时突然投降，不禁令南宋方面感到十分诧异，难以分清真假，直到李璮将海州等三城还给南宋之后，宋理宗才下诏封李璮为保宁军节度使、督视京东、河北等路军马、齐郡王等官爵，并派宋军渡过淮河，趁机收复了新蔡、毫州等几座城池，但由于南宋方面对李璮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所以始终不肯派兵对其进行直接支援。

　　而如史天泽等汉地大世侯们，长期以来一直臣服于蒙古，利益与蒙古本为一体，自然不肯跟着李璮反叛，即便是那些对蒙古政治忠诚度很低的世侯，也觉得手中权力足够大了，再去叛乱没有任何意义，也不肯跟着李璮去趟浑水，所以自从李璮反叛之后，始终得不到外界的一点帮助。
　　最令人遗憾的还要说是蒙古的内乱，本来李璮叛乱的时机非常好，只要阿里不哥能保持对忽必烈的攻势，就会使忽必烈难以摆脱腹背受敌的处境，可谁知就在这个时候，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停止了对阿里不哥的支援，阿里不哥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一怒之下决定带兵西征，使忽必烈北线战事迅速结束，可以集中精力南下平叛，这样李璮的失败在所难免。

　　忽必烈在听到李璮叛乱的消息后，向谋臣姚枢询问对策，姚枢分析道：“李璮有上中下三策，如果他沿海路直捣燕京，切断开平与中原的联系，是为上策；与南宋联合，凭借坚城固守，频繁绕边，使我疲于奔救，是为中策；如果出兵济南，妄图得到山东诸侯的救援，败亡只在顷刻，是为下策。”忽必烈就问道：“据你分析他会采取哪种策略。”姚枢毫不犹豫第回答道：“必出下策。”（3）　

　　现在无法得知姚枢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不过李璮确实是在出兵之后，就带兵攻占了济南城，自入死地。忽必烈闻讯后便传命汉地各大世侯封锁道路，压缩李璮的活动范围，并派大将史枢、阿术带兵直奔济南，将李璮控制在济南城内。四月，蒙古大将史天泽也带着重兵赶到了济南，并环城掘壕筑垒，将济南重重围困。至此，李璮已身陷重围，飞走不能及，命运已无可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