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似道在军事上的作为也非常突出。贾似道发迹之时，正逢宋蒙两国交战之初，南宋的边防前线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宋廷于1245年将贾似道任命为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安抚使，次年又兼领措置淮西山寨城筑，由于所到之处，贾似道的政绩斐然，使他名声鹊起，极为引人注目，所以南宋名将孟珙于公元1246年去世之时，特地向宋理宗郑重推荐让贾似道接任自己的职务，并把自己的幕僚李庭芝推荐给了贾似道。孟珙是南宋中期最优秀的将领，一生公忠体国，是个岳飞一样的人物，他在死前向朝廷推荐贾似道，显然绝不会有私心杂念，既然连孟珙都对贾似道高度认可，可见此人绝非无能之辈。

　　孟珙死后，贾似道继任为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兼夔州路策应使，已成为独挡一面的边疆大帅，当时贾似道年仅三十三岁。此后十余年里，贾似道长期担任边帅，一直到公元1258年末升任枢密使兼两淮宣抚使。由此可见，贾似道肚子里面确有一些真材实料，世人因为他后期专权误国，就将其贬得一无是处，理由显然是并不充分。
　　贾似道真正得以专权是从鄂州大战之后开始的，在这场大战当中，贾似道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战役的结果也给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这也正成为贾似道决定拒绝与蒙古和谈，并扣留郝经的真实原因。前文曾经分析过，所谓的“鄂州和议”，其实并无此事，在没有得到宋理宗批准的情况下，贾似道根本没有权力与蒙古签订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但是也不能排除贾似道为使蒙古撤军，曾主动抛出过和谈诱饵，说过一些诸如“只要你们肯撤军，后面的事情都好商量”的空话。在战事吃紧的情况下，前敌主将放几句空炮绝非罪过，但问题在于此战结束后，南宋给贾似道的荣誉太高，把他捧为“再造宋室”的功臣，而贾似道本人也不谦虚，上奏“诸将大捷于鄂州”，既然是大捷，显然就是将敌军赶跑的，如果双方展开和谈，肯定要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蒙使郝经为争取利益，必然要说：“和谈是你们在鄂州先提出来的。”这句话一旦说出来，“鄂州大捷”也就无从说起了，贾似道必然会大损颜面，所以他就开始极力反对与蒙古和谈，甚至根本不让郝经见到宋理宗，而宋理宗本身就对和谈不积极，加上贾似道刚立下大功，他本人又晚年倦政，所以就完全听从贾似道的主张，对蒙使郝经不予接见。

　　后世对贾似道扣留郝经的做法，绝大多数持批评的态度，认为正是此举断绝了宋蒙和谈之路，并且给蒙古提供了灭亡南宋的口实，其实倒也没有这么严重。因此所有的和谈，都是双方达到某种平衡后的产物，如果实力相差过多，和谈就不会有基础，就如同狼想吃羊，还用得着理由吗？南宋扣留了郝经，确实是将忽必烈深深激怒，第二年他就派人过去责问，连伐宋诏书都拟好了，称：“约会诸将，秋高马肥，水陆分道并进，以为问罪之举”（6），言辞气势汹汹，大有兴师问罪之意，可是不过是在吓唬人罢了，因为此时蒙古本土正在闹内乱，哪有能力去讨伐南宋？即便是蒙古的内乱平息之后，忽必烈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考虑，也没有马上出兵为郝经讨回公道，一直到好几年后，忽必烈认为蒙古已经具备灭亡南宋的能力，这才对南宋发起全面进攻，可见蒙古向不向南宋发起进攻，跟南宋扣不扣留郝经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观点也可以反过来看，就是即便当时南宋与郝经达成了正式和约，等忽必烈认为有能力将南宋灭亡时，他会遵守和约而不向南宋发起进攻吗？显然这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情。

　　从郝经出使遭到拒绝，直到蒙古对南宋发起全面进攻，中间隔了十余年，这是南宋最后一次喘息之机，如果南宋能够利用这段时间兴革除弊，使国家强大起来，或许还有一线救亡图强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南宋朝廷不但没能抓住这一线生机，反而将这段宝贵的时间全部交给了贾似道，几乎就是用全部的力量为这个国家培养出最后一个权臣奸相，因此失败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1）据《古今纪要》卷二十《逸编。本朝》记载，曾任临安府尹的史岩为贾似道的“诸舅”，而史岩又是史弥远的从侄，可见贾涉之妻史氏与权相史弥远存在着亲戚关系
　　（2）以上见《宋人轶事汇编》第十八卷《贾似道》
　　（3）见《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三《奸臣四。贾似道传》
　　（4）会子的前身是北宋年间的交子，最早由四川富商们联合发行，后改为朝廷发行，交子也是一种纸币，但并没有全面渗透到民间，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远不如南宋时期。
　　（5）见《楳埜集》卷七《贾似道收换湖会转官制》
　　（6）见《元史》本纪第五《世祖二》
　　日期：2010-06-28　20:19:30
　　第二节　师相终误国
　　鄂州大战爆发时，已是宋理宗统治的末期了，跟历史上所有的长寿帝王一样，晚年的宋理宗也变得耳聋目聩，处理事情糊里糊涂，把国家大事弄得一团糟。
　　宋理宗在位四十年，是南宋御极最久的皇帝，他虽然称不上是圣明天子，但在亲政前期，还是能立志中兴，采取罢黜奸党、亲擢台谏、澄清吏治、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有所缓解，但是随着年岁渐增，宋理宗的腐朽性也开始渐长，变得荒淫奢侈、怠于政事，一味亲近那些只会溜须拍马的奸佞小人，而那些敢于直言极谏的正直大臣却纷纷遭到贬谪，国家的吏治彻底败坏，社会矛盾也日益突出。

　　宋理宗统治末期，宋蒙两国已开战多年，庞大的军费给南宋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例如公元1259年，朝廷仅为犒军赏功就从内库支出缗钱二千二百万、银十一万两、帛十一万匹（1），这还只是额外支出，该年的正常军费并不包括在内，当时南宋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就是几千万缗，可见军费开支之庞大。
　　除军费压力之外，吏治的败坏也使国家财政迅速恶化。宋朝建国初期，对官员的腐败现象实行严厉打击，太祖赵匡胤一面以高薪厚禄养廉，一面又对腐败官员实施严刑峻法，《宋刑统》中明确规定：“官员们受财枉法，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达到十五匹就处以绞刑；受财而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两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可见量刑之峻。不过宋朝是以宽厚著称的朝代，赵匡胤虽然制定了严厉的法度，但主要是针对小官，大官则不受约束，比如说宋初名相赵普的官声就不廉洁，赵匡胤不但从不过问，还经常给与包庇。这种状况到了北宋真宗年间又进一步加剧，贪赃官员即便是官职低微，往往也不会被处以极刑，而是以夺官流放了事，贪赃处死的条款已形同虚设。等到南宋开国后，赵构为了收买人心，干脆将处死贪官的条款直接取消，法律越来越宽松，根本无法起到对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

　　宋朝中前期，由于国家富庶，官员们待遇优厚，思想觉悟高的官员也不是非要去贪污不可，但到宋理宗年间，由于外敌连年侵扰，使南宋军费压力沉重，而官员编制不见精简，反较前代有大幅度的增加，据今人统计出的《宋代路州、人户、财政收支与官兵数对比表》中显示，在宋朝国力处在鼎盛时期的仁宗朝，全国官员总数基本保持在一万五千人左右，但到理宗朝已暴增到三万四千人左右，增加了足足一倍有余（2），在这种狼多肉少的前提下，各项福利待遇只能是大幅下调，低等官员不去贪赃，甚至连生活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只好去贪，而宋理宗又认识不到反腐倡廉的重要性，仍然秉承宋朝宽松执政的老传统，对腐败官员们一味放纵，“既不下狱根治，也不没收赃款，只需闲投数月，就可以重新上岗，最后干脆到了不闻不问的地步”。（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