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赵飞燕以及她那个更加美艳的妹妹赵合德之风流韵事，此处就不说了，有兴趣的不要去看什么《后汉书》、《资治通鉴》，那上面绝没有你会感兴趣的东西，推荐去看一本名为《飞燕外传》的野史，汉成帝“精尽人亡”一说即出自于此。
　　这里讲一下班婕妤的选择。
　　但凡后宫失宠的女子，要么采取各种手段，企图重新博回皇帝的心；要么自知无力回天，吃斋念佛，青灯相伴，孤死于冷宫中。
　　班婕妤的选择，却比较特别——“求共养太后长信宫”——到长信宫去陪太后。
　　汉成帝时代的太后，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其名为王政君，乃是权倾一时的王氏外戚首领，汉成帝除了乱搞女人外，国政大权，实际上都落在了这个太后的三堂兄六侄子外加九外甥手里。

　　班婕妤主动请求去陪太后，其实倒并非是为了躲过赵氏姐妹的打击，《后汉书》所称“赵氏姊弟骄妒，婕妤恐久见危”根本就是在胡扯。在汉成帝时代，权势滔天的是以王政君为首的王氏家族，以大司马许嘉为首的许氏家族，后宫不过是他们争权的一个战场而已，在这个战场上，没有退路的女人，只会成为可悲的牺牲品。
　　如许皇后，这位能当上皇后并得到汉成帝十余年宠幸的女人，倒并非全是靠了她那当大司马的父亲，《后汉书》称她“后聪慧，善史书”，且与班婕妤等妃的关系，也称得上和睦。唯一的硬伤，乃是其先后所生一男一女皆夭折。结果年老色衰之后，便为汉成帝所冷弃了，赵氏姐妹的出现，只是加剧了这一过程。自知没有本钱的许皇后，大约也是想老老实实过完下半辈子算了，却无奈她是许氏外戚家族的一员，被列入了另一外戚王氏家族的重点打击对象。而王氏家族用来发难的棋子，竟然是赵氏姐妹，在这两个将汉成帝迷得死去活来的美艳女子不住的谗言攻势下，许皇后被指为意图通过“巫蛊”害人的妖妇，最终落了个服毒自杀的下场。

　　再如看似不得了的赵氏姐妹，在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一样是被王氏家族的新星——王莽，以“执贼乱之谋，残灭继嗣以危宗庙，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之罪名被逼自杀。
　　而班婕妤，并非争霸朝中的外戚中一员，却难免为乱箭所射杀，她很明智的选择了躲到王氏家族首领的羽翼下。这种自保的方式，可称之为心计，然则想到此女子乃是精通高级文学的知识分子，则更加感觉到其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才气，能在读仁义书的同时，机智生存于权力杀场，与只会照搬字句的儒生，那是大为不同了。
　　当然，她终归是失宠的妃嫔，保得性命，却救不了失落寂寞孤苦的内心。由此导致她的才气，在充满哀怨的诗句中，得到了集中的表现。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作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乃后世所称班婕妤之作《团扇诗》，又名《怨歌行》，以扇喻后宫的女子，得宠之时就“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失宠之时就“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短短十句，将后宫女子的命运，以扇之喻，写得淋漓尽致，反差强烈。历代文人，都对之评价甚高，以至于在南朝文学家钟嵘所作《诗品》一百二十二位诗人中，班婕妤为唯一一个列入其中的女子，而且还是在曹植、谢灵运等人之前的，居上品。

　　“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
　　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则依据班婕妤此诗，写成“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日期：2014-07-24 09:09:22
　　从谏如流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大的领导，皇帝，能否听得进去别人的意见成了决定国运盛衰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对皇帝提意见，也有专用的术语，即“谏”。而对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皇帝，则有“从谏如流”这一成语加以褒美。
　　此语出自班婕妤的后代，东汉史学家班彪所著《王命论》一书，乃分析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的若干点之一，原文为“从谏如顺流”，意为刘邦听取别人的意见，能像流水一样自然，没有不爽的反应。
　　听了别人的意见，刘邦到底爽不爽，恐怕不能仅凭班彪一面之词来断定。皇帝毕竟是皇帝，再“民主”，高高在上久了，也不可避免的会全面“独裁”化。别说刘邦，就连“从谏如流”排行榜上第一名的唐太宗李世民，与他那名列“进谏臣子”排行榜第一的魏征之间，事实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乃至于所谓的“谏”，不过是一个权力游戏罢了。

　　李世民，很多人都说他是一个极其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皇帝，甚至主动要求别人多提意见，多提关于他的意见。在据说是以此君言行为基础而写成的《贞观政要》一书中，就有专门的“求谏”一篇，其主要内容，就是李世民反复向别人表示：多给我提意见吧，不提我就不爽，如：
　　“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安能谏人？”
　　那么，李世民到底有没有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尤其是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意见？
　　貌似听了，实际没听。
　　《资治通鉴》载，贞观四年，公元631年，李世民下诏征发大量人力修复隋朝洛阳宫殿，“以备巡幸”。这时出来一个谏臣，名叫张玄素，成功劝阻李世民此举，“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
　　还是《资治通鉴》载，贞观五年，公元632年，在貌似听了张玄素的意见，罢修隋朝洛阳宫殿后不到一年，李世民还是大兴土木，修复了他要用来“巡幸”的宫殿，而且造得比前朝豪华得多：“九月，上修仁寿宫，更命曰九成宫。又将修洛阳宫……久之，竟命将作大匠窦蘼逖艄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颇耐人寻味的是，在此期间，又有一个名叫戴胄的谏臣来提意见，而李世民也表示：“戴胄于我非亲，但以忠直体国，知无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但宫殿还是一个劲的修；更加奇怪的是，修好了后，李世民又将这耗费大量物力人力的奢侈建筑给拆了，“上遽命毁之”。
　　再者，李世民曾言：“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流为千古美谈；可世人忘了，此君也曾说过“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老百姓没事做就会懒惰，有劳役才好驱使——这样的混账话。
　　据此两点，就足以看出李世民所谓的“从谏如流”，极有可能是为了做做表面文章，在为自己塑造一个明君形象的同时，依然要去干谏臣所劝阻的事情。
　　简单说，就是爱装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