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七日，金人奉上册表和印宝，邦昌勉强称帝，国号大楚。不过，他还是犹豫豫、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声称自己称帝“本为生灵，非敢窃位”，王时雍率百官朝拜时，他不敢以帝王自居，只是东面拱立，不敢南面接受大臣朝拜；见百官称“予”，不敢称“朕”、“寡人”；手诏署“手书”，不敢署“敕”；没有改元，只把靖康两字去掉；百官没有对他行朝拜礼仪，只有王时雍奏事时称“臣启陛下”，可张邦昌听后就严厉批评；他从来不敢登上紫宸、垂拱两殿；按照封建礼节皇帝登位时赦免天下，张邦昌只赦免汴京城内，没有赦免天下。总之，他虽然称帝，但仪式上不算皇帝，除了金人名义上封他为帝外，他其他方面都始终保持宋臣的身份。实际上他的职责类似汴京城的一位行政长官。

　　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三月十五日，张邦昌往青城拜见金军两帅，一方面表示致谢，一方面提出七项请求：一请求不毁灭赵氏陵庙；二请求免除搜索金帛；三请求保存汴京的防御工事；四请求等待江宁修建完毕，在三年内迁都；五请求金军在五天内班师；六请求保留宋朝，自己以帝为号，称为楚帝，不改朝换代；七请求借贷金银犒赏军队。同时又请求归还滞留金军的宋朝大臣。

　　金国两帅应允他的全部请求，只勒令何木、孙傅、张叔夜和秦桧等几位大臣全家北迁，其他的大臣都留下汴京。
　　凭良心说，七项请求真正地体现出张邦昌“本为生灵，非敢窃位”的理念。应该肯定，张邦昌此时没有狐假虎威、不可一世的面目，一直以严谨的态度，兢兢业业遵守宋臣的身份，始终将自己看成在国家危难时起稳定局势的过渡性人物。他最大的限度地维护赵家王朝的利益，争取废除金国对汴京人民的苛政。他的行为都是比较中性和低调，传统历史称张邦昌是奸臣，真的是冤枉了他！若是这帝号落入野心家、阴谋家手中，他还会有如此严谨的行为吗？还会如此谦逊的将江山拱手送还赵构吗？

　　三月二十七日，金人押送宋徽宗北上，张邦昌往南薰门辞别，亡国辱君这悲恨再次被勾勒起来，宋朝的君臣都悲伤痛哭，有的宋朝遗老哭得死去活来，昏倒在地。
　　金人北回了，汴京城的人心也安静下来了，金人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张邦昌在七事中也没有向金军请求留下军队保护。可见，张邦昌根本就没有贪图帝王的妄念，时时想将傀儡帝王让还赵家。
　　金人不留兵确实有点不可思议，让历史很质疑，据说金人原要留兵保护张邦昌，但伪政府中有吕好问对金人说：“南北气候不同，恐怕北兵不习惯水土。”金人想留下一谋克军，吕好问又说：“谋克是高贵的人，若是得病，我们的罪更深重。”于是金人就没留下军队。看来这位吕好问在金军中很吃得开，对金国的影响力看来不亚于张邦昌，可是历史却把吕好问评为反金的忠臣。

　　金人所以不留下军队，原因有二，若不是张邦昌不想留，就是金人不愿留，没有其他可以解释的。中国历史由于弱智，才会相信吕好问那些鬼话。张邦昌所以不想留，是张邦昌没有贪图帝王的妄念，心胸坦坦荡荡，不需要金军的保护。金人所以不想留，就是不习惯南方的水土，并非吕好问那几句话所能影响。
　　要说吕好问有影响，他最大的可能是影响张邦昌。张邦昌或许听吕好问的建议，担心金人留下会出现什么闪失，就在七事中不敢提出留下金兵保护的条款。
　　日期：2011-06-17　19:51:15
　　五、易服归省保臣节
　　金军北回后，吕好问就问张邦昌：“相公真的想称帝吗，抑或姑且敷衍金人，然后再慢慢走着瞧？”张邦昌问：“此话怎讲？”吕好问说：“相公能知道中国的人心所向吗？人心所以归向相公，是被金人的淫威所挟持罢了。现在金人已经离去，相公还能保证以后的日子都像今天这样吗？现在康王在江南，人心所向，相公若真有野心则罢了，若没有野心，何不首先建义，起来拥护他呢？”张邦昌确实没有政治野心，没有称帝的企图，他听了吕好问的建议后就说：“这正是在下所想的。”吕好问接着说：“为今之计，当先除帝号，迎接元祐皇后，再请康王早正大位。如此，则可转祸为福，获取保全。”张邦昌欣然接受。王时雍当时却提醒张邦昌说：“骑虎者其势难下，希望能深思熟虑，他日若被反咬一口，后悔就来不及了。”王时雍所说的是残酷的现实，历史的发展恰好证实王时雍的话很有预见性。可怜张邦昌完全是书生气派，没有半点阴谋家的思维，他太单纯和天真了，落得这等地步还想恪守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他应该撒泡尿照照，自己已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地球上还有他忠君的空间吗？

　　在历史天翻地覆的时期，张邦昌因被历史所错位而陷入了尴尬的两难窘境，张邦昌本应在死节与称帝，忠烈与叛逆中做出一个选择，不能再有犹豫和动摇，更不能左右兼顾。不管什么选择，他他一朝做出决定，就得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即使背着黑锅，也不能有所反悔，更别抱什么侥幸心理而改变自己的选择。
　　然而，张邦昌摆脱不了士大夫的气质，灵魂深处占据着忠君的正统意识，他对自己的僭越有一种羞惭感和负罪感，但又不能为此而死节，他只是选择妥协，为顾全大局而勉强为帝，希望在渡过难关之后再还原为本来的状况。但是，他良好的愿望在行为上已严重地触犯了封建思想道德，跟封建思想道德体系发生激烈的根本冲突，成了不可饶恕的叛臣逆子。

　　很显然，张邦昌对自己的选择抱着单纯和天真的态度，具有中国士大夫懦弱和妥协的普遍性格，他还缺乏果断和坚决，这反映出他内心世界非常复杂，因而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他没有选择和处理好自己复杂的政治道路。内心世界的复杂并非他具有狡猾的多面化性格，而是他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性格体现，正如我们所批评的：为保持忠贞却不敢引决，接受叛逆而不能彻底。最后落得左右不是人，被踢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正是他悲剧的根源所在，张邦昌的历史悲剧既有社会道德思想体制的因素，同时也是他的性格所决定，可以说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就这样，单纯的张邦昌听从吕好问的主张，迎接元祐皇后入宫，尊为宋太后。当时宋的宫廷中有位号的都被迁徙金国，只有元祐皇后因早年被废弃而留在汴京。张邦昌又派蒋师愈送信给康王，陈述自己称帝是“欲权宜一时以纾国难。”表白自己没有其他野心。接着，张邦昌去帝号，易服归省，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服紫袍，班归两府幕次，等待康王赵构的复辟。他不久往归德朝拜赵构，伏地痛哭，请求死罪。赵构当时以好言安慰。

　　张邦昌此时离开汴京往归德，这恰恰暴露出他的本质上不是野心家，他若真有野心，是绝不会离开汴京，因为汴京才是张邦昌的巢窝。他若真有野心，他应以汴京为据点控制赵构。他可以让元祐皇后先在汴京垂帘，而自己掌握军政大权，然后再恳请赵构君临汴京。汴京是宋的京都，回归汴京号令四方以收复国土是赵构应有的责任。如果赵构不敢来汴京，那表明赵构对张邦昌心存有戒备，张邦昌就应该相应警惕起来，这表明他们君臣之间的伤痕确实难以抹平，那样的话，张邦昌处境已是骑虎难下，忠于赵家王朝变成他最大的敌人，背逆自立应该是他的唯一选择。若赵构在张邦昌的邀请下亲临汴京，那证明他对张邦昌还是信任，没有戒心，张邦昌再全心全意地效忠赵构，此时尚不为晚。当然，张邦昌若是历史的伟大人物，他可以趁此挟天子以令诸侯，进则可以建立天下，退则可以独霸一方。可是，他不是历史的伟大人物，也不是野心家和阴谋家，糊里糊涂地做了一件不是他应该做，也不是他所能做和做得了的事。因此，他做得窝窝囊囊，走上历史的不归路，演出一段历史性的悲剧。

　　六、跳进黄河洗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