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11-14 22:19:31
　　这一年二月，高拱参与主持会试，并担任殿试的读卷官。
　　会试是全国性考试，规格高，高拱也不含糊。
　　明政府十分重视科考纪律，作弊被逮住了，一定是重罪，甚至掉脑袋。考试做个弊怎么还这么严重？因为这不是混个学位那么好说，过去就过去了，这是凭名次直接选拔官员，来管理国家，是国家大计。
　　但不管惩罚有多重，有政策就有空子，总有个别人顶风作案，多年来不隐不露的，也没人正经去管。这一回，高拱来了。

　　高拱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别忘了，他也是从考场上混出来的。各种猫儿腻没做过，也见过。于是乎，夹带小抄、搜检不严、交换试卷、冒名替考、喧哗违纪、阅卷不公······凡是人能想得到的作弊手段，高拱都以充沛的精力一一督察，绝不放过任何漏洞，一定公平。
　　这么一来，当时就有人记下了这一雷厉风行的举措，说是，科场上一百五十年来积攒下的、无法更正的弊病，革知殆尽，中外肃然。
　　之后，在会试的策文中，高拱出了一个前人从没有涉及过的题目，叫做实学经权论，完全符合高拱的务实思想。
　　高拱亲自作了一篇程士文，类似于范文。就像高考作文总是牵动着人们的心一样，这一次的题目则是前无古人，之后只有张居正。七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在张居正主持的辛丑会试中，在程策中阐发了他的改革理念——法制无常，通变救弊。
　　不管是怎样表达，两人的重点是一样的，即强调改革。这个社会需要改革？范文经过刊印出版后，一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人传阅讨论，是为奇杰纵横，传颂海内。
　　有点风生水起的意思了，然而这中间出了个小插曲。由于沉于立意，高拱忘了该顾忌的东西。
　　在试卷上，第一题中出现了“绥之斯来”、“其死也哀”两句，第三题又出现了两个“夷”字。这几个字招惹了谁？
　　嘉靖。这大概类似于文化审查，不能写统治者不喜欢的字眼，都一个样儿，自欺欺人呗。因为当时蒙古人闹得挺厉害，嘉靖又步入了老年，因此他最忌讳的“夷、狄、死”一类的字眼，大臣在写奏疏时都特别注意这个，写完了奏折还得拣出敏感字眼。
　　嘉靖听说这次会试中出了这些，怒气冲冲，认为高拱有意诅咒他，一时气得想严整高拱。
　　这一天，嘉靖忽然问起了徐阶，这次考题的原文是什么。这意图很明白，是让徐阶说出那些忌讳，让他先表个态。

　　徐阶明白，但他还是很够意思，便说道：“臣年老健忘，只记得文中有臣的名和字，‘犹天之不可阶而升’。其他的，都不太记得了。”
　　这意思是说，文中都冲了我的名讳，我不在乎，可知高拱也不是有意的，反正这事我不支持你。
　　嘉靖那是一时脑热，想想也是这么回事，便没再提起此事。
　　日期：2013-11-15 15:58:54
　　三月底，斩严世蕃于西市。
　　六月，由内阁首辅徐阶推荐，高拱升任礼部尚书，仍兼翰林学士。

　　这一年的进士都算是高拱的门生，其中有一个人在殿试后被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得到了高拱的青睐。
　　此人虽说学习成绩一般，但是文章写得很好，特别是文笔攻击性很强，高拱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后来他便成为高拱的亲信死党，他叫韩楫。
　　嘉靖四十五年（1566）三月，由徐阶推荐，高拱兼任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
　　这一年，高拱五十五岁。

　　与他一同入阁的郭朴，是高拱的同乡好友，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是有名的青词宰相。不过，郭朴为人很忠实，因此他成为高拱的朋友。
　　不久，嘉靖命高拱入直西苑。从此，高拱也开始写起了青词，写得很不错，也就得到了嘉靖的宠信。
　　四月份，公务不忙，高拱便将其任礼部尚书八个月来的文书整理成册。
　　在翻阅从前的笔记时，有一篇入阁前夕所写的奏疏格外引人注目，名为《挽颓习以崇圣治疏》，简称《除八弊疏》。
　　高拱从政已经二十五年了，实政思想已然走向了成熟。他对嘉靖朝局和吏治、军事、国防、经济等方方面面都有了亲身体验和观察思考。

　　在奏疏中，高拱提出了时政八弊。
　　主旨如下：“今方时势，内则吏治不修，外则诸边不修，以兵则不强，而以财则不充，此天下之患也。”
　　内政不行，国防不行，军队不行，财政不行，这算什么政府？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臣工之八弊，流于习下。”
　　八弊者何？“坏法之习，黩货之习，刻薄之习，争妒之习，推委之习，党比之习，苟且之习，浮言之习”。
　　危害就是：官吏坑了国家，更坑了百姓。
　　有解决办法：“舞文无赦，所以一法守也；贪婪无赦，所以清污俗也。于是崇忠厚，则刻薄者消；奖公直，则争妒者息；核课程，则推委者黜；公用舍，则党比者除；审公罪，则苟且无所容；核事实，则浮言无所售。”
　　做到了这些，除去八弊，要达到什么效果呢？“攘内修外，足食足兵”。
　　这份奏疏写得慷慨激昂，对当时的社会弊端认识极为深刻，完全显露出了高拱的野心，他要整顿吏治、国防，这便是后来高拱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
　　但在当时写下了这份奏疏，高拱悄然无声地收藏起来，并没有公诸于世。一是因为嘉靖晚年厌恶别人跟他提起除旧布新的建议；二是高拱还不是当权者，也怕引起当事大臣的反感。
　　基于这两点考虑，这份奏疏便搁置了下来，于是，高拱先要做的，是和当权者比划一下谁该当权的问题。当权者是徐阶。
　　日期：2013-11-15 18:23:57
　　入阁后的矛盾

　　当初是徐阶替高拱说了请免掉了处罚，这回又是徐阶推荐高拱入了阁，甭管是出于什么考虑，反正因为裕王这一层关系，可以说，徐阶走了一步极好的棋。
　　可高拱并不这么认为，本来就是顺水推舟，入阁是早晚的事，用得着你说？因此，高拱也不怎么理这茬儿。
　　于是乎，俩人的矛盾就出来了。
　　很多人认为，这是欠人情和不想还人情之间的矛盾。不是的，不要这么浅地看政治人物关系，要挖，就挖最深层的原因。
　　他们是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执政理念的碰撞。
　　首先，得说说晚明的三大思想流派。
　　第一，程朱理学，这是体制内思想，是教科书，官员们就是捧着这个混上来的，就不多说了。
　　第二，陆王心学，这一种前面说过，代表人物有聂豹、徐阶、唐顺之、何心隐等人，这一派的官员和群众基础也很强。
　　第三，经世实学，代表人物有高拱、张居正等。
　　早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适逢各地官员进京朝觐。
　　以徐阶、聂豹、欧阳德为主讲人，在北京灵济宫举行了讲学大会。当时的盛况空前，到会者多达五千多人，人头攒动，都在谈论致良知的心学。
　　心学有反对思想桎梏，破除权威偶像的积极意义，但它讲“心无外物，心无外事，心无外理”，讲知行合一，讲认知社会，更多的是提倡人们修身，而不太主张改造社会。

　　这看起来很不错，但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它不以做事为目的，这样就使得心学渐渐地陷入简陋空虚的境地，很多人学习心学目的不纯。而经世实学就一句话，经世致用，实干兴邦。
　　你有你的认识，我有我的看法，你我各不相干，这还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冲突。可如果双方要争夺同一块资源呢？那矛盾就必不可免了，这资源便是政府的主体意识。
　　真正使矛盾升级的是在后来，嘉靖三十三年（1554）和嘉靖三十九年（1560），徐阶多次聚集门生大肆讲学，宣扬心学。
　　更有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春天，徐阶以首辅之尊，再次在北京灵济宫举办大规模的讲学活动，可谓是从者如云。
　　有当事人记下了这一情况：“以徐首辅为榜样，六部九卿、台阁大臣纷纷到场，与学术界的贤者们亲切会晤。徐首辅亲手誊写了程子著作中的精彩片断，来自兵部的某高官激动地出列，热情洋溢地向在场的同仁们逐句朗读。与会人员纷纷要求徐公详细解释，徐公亦不吝赐教，耐心地为与会诸君一一解惑，受教者无不欢欣雀跃。”
　　乍一看，怎么这么像今天的某些所谓的演讲。这些与会诸君，就像现在不少缠着老师问问题的学生一样，他们很多人不是真的想钻研学问，就是为了跟老师套个近乎，留个好印象，混个好成绩罢了。
　　任何事情做得太注重场面和形式，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搞学术是这样，处对象不也是这样？

　　在高拱眼中就是这种情况，首辅大人的喜好，就成为政府的风向标，他非常厌恶。心学一度人人崇拜，俨然成为官场上争名逐利的手段，官员们不干实事的太多太多。
　　就连徐阶的高徒，张居正也十分看不惯，只是他记在了心里，没有说出来而已。
　　其次，思想意识体现在执政上，又有截然的不同。
　　徐阶是从大风大浪里走过来的，见过了太多人翻船。因此他做事精明算计，善于统筹各方面的利益，不轻易得罪人，老成谋国。
　　而高拱完全不同，他处事果断，不计较得失，甚至不在乎与人结怨。他一入阁就要施展抱负。而且，高拱从来没打算要听谁指挥，要做，就自己说了算。
　　人生境遇不同，两者之间也就不存在谁好谁不好的问题。
　　一个是陆王心学，一个是经世实学；一个是主张保守，一个是提倡改革。三观完全不同，这已经远远不是人情问题了。
　　所以，高拱一入阁，就一定会有摩擦。就好比你看见偶然的一次同事间打架，多半是长期互相看不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