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村子都有一些匠人，木匠和石匠都是当时的高科技工种，他们掌握了制作维修农具，家具和房屋的技术，这些人就是日后机械工程师的起源。铁匠，面包匠，酿酒匠，屠夫也是乡亲们日常生活需要的手艺人。在最初的时候，村子里的许多匠人其实是兼职的，他们的技术手艺并没有得到城镇里公会的认可，但是他们的手艺足够满足乡亲们的需要。在中世纪的英格兰乡村，女人们其实非常能干，她们从事纺纱，酿酒这些副业生产贴补家庭。如果追踪英语言的发展演变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中世纪英格兰的酿酒匠其实是一个阴性单词brewster，也就是说，许多酿酒匠其实是女人。

　　村子里的农民可以被分为两个阶层，一个是相对富裕的自耕农，他们拥有足够的土地养活自己的一家；另一个则是雇农，他们拥有的土地不够，甚至完全就没有土地，只能靠租借地主的土地进行耕作。雇农们都渴望能够成为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然我们知道，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实现了这个梦想。
　　和美国原住民一样，欧洲农夫的生活也是追随着季节的节奏而变化的。每年春天的三月和四月是一年的开始，这个冰雪消融，大地恢复生机的季节也是农夫们最辛苦的季节。
　　犁地和播种是首要的工作，男人们播种下小麦，裸麦和燕麦之后，还要帮着剪羊毛，经过一个冬天的养育，绵羊的毛已经长成了，女人们则开始洗羊毛和纺羊毛的辛勤工作。
　　到六月的时候，农夫们开始收割干草，从这时候开始收购储存的干草将是家畜们在冬天的饲料。收割完干草之后的夏天其实是相对轻松的，农夫们这时候开始修补自己的房屋，谷仓和后院的篱笆。每个农夫家庭都有自己的后院，后院里不仅是种植蔬菜的地方，而且还会放养鸡那些家畜，篱笆就是圈定各家后院的围墙。

　　八月和九月则通常是一个令人悲伤的季节，夏天是蝇虫活跃的季节，它们叮咬传播造成的疾病，对体质虚弱的新生婴儿和老人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每年的八月和九月都有许多葬礼发生。
　　祭司主持的灵魂安息仪式，给了乡亲们一丝慰藉，他们的灵魂离开了这个苦难罪恶主宰的世界，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他们和上帝在一起，在天国等待着同为基督徒的家人们。
　　接下来就是忙碌的秋收季节，在秋收之后，祭司带领乡亲们向上帝献上感恩的敬拜，之后就是带有狂欢性质的舞蹈歌舞欢庆。这也是许多暗恋珍妮花的约翰作出大胆真情表白的时刻，这是年青人和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刻。
　　随着冬天的临近，农夫们开始屠宰家畜，把肉类通过烟熏或者盐巴处理过之后储存起来以备日后食用。
　　冬天是农闲阶级，农夫们会在这时候完成一些农忙时候无暇顾及的生产活动，比如纺纱织布，又比如预备来年播种的谷物种子。这也是一个走亲访友的季节，农夫们的生活半径并不大，他们的亲戚们也就住在附近的各个村子里。
　　一月和二月又是一个死亡的高峰时段，病毒和严寒又灭绝了许多人的生命。

　　但是这些打击并不会让农夫们感到绝望，因为根据祭司们的教导，今生的经历不过是上帝永恒计划中的一瞬间而已，走过这个冬天，就是狂欢的复活节，耶稣基督的复活，代表着新一轮生命的开始。
　　对绝大多数的欧洲农夫来说，生活是非常辛苦和艰难的，他们希望让自己的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他们却缺乏更多的机会。物质缺乏和医疗卫生条件的局限，使得农家孩子的夭折率非常高，学者们推算说，可能有近一半的农家孩子没有活到21岁就夭折了。
　　在地少人多的法国和德国，农夫们的处境就更为艰难，在一场饥荒中，一个法国医生向我们作出了这样令人心酸的报告。“当地居民……。收集草料吃，他们和野兽分享一样的食物”。
　　当然，我们必须理解，欧洲农夫并不一定认为自己的生活处境有多么悲惨。他们的祖先们已经这样生活了许多个世代，他们认为今生的生活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坦然或者说麻木地接受了这样的生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农夫都是这样安于稳定的现状的，这些农夫中的一些人，他们来自西班牙，来自德意志，来自英格兰，他们后来选择去另外一个世界去冒险，他们愿意承担风险代价以换取一个改变生活方式的机会，这些白人农夫和他们的子孙，就是日后西半球新文明的创造和书写者。
　　日期：2014-12-20 17:31:47

　　正文5
　　等级社会和威权社会
　　传统的欧洲社会秩序和阿兹特克帝国，古罗马帝国是一样的，是由上至下的等级统治社会，但是西方世界和古罗马和阿兹特克帝国又有着显著不同。
　　首先，西方世界的统治阶级是世俗贵族和罗马公教并存的二元体制结构，这带来世俗强权和宗教领袖之间的抗衡。
　　其次，欧洲的政府制度并不是中央集权的制度，而是封建制度的政府，这意味着，在统治阶级内部，欧洲的君王们缺乏古罗马皇帝，拜占庭皇帝那样一言九鼎的话语权柄，也没有掌握着绝对的军事优势力量。封建贵族们和君王之间，也存在着抗衡和制约。在法国，贵族们组成了国会，在英格兰，贵族们则组成了贵族院议会，贵族们虽然地位低于君王，但是却也把握着政治事务的话语权柄，当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足以压迫君王作出妥协。

　　但是从1450年之后，欧洲各地的君王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削弱贵族的力量以建立起日趋中央集权化的现代国家，这个政治改变趋势就是海外扩张的一个基本动力来源。
　　就像国王统治着国家，贵族统治着自己的领地一样，农夫们在自己的家里统治着他们的妻子和子女。丈夫是一个家庭里的主宰，这是教会的教导，经过千年中世纪的发展演变，已经固化成为西方的家庭传统。当一个女人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不仅要改姓归入丈夫名下，而且要起誓言顺服丈夫的权柄，英格兰的普通法也公开背书丈夫“管教”妻子的权柄。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个“管教”手段在当时的话语环境下，就包涵了暴力体罚。

　　当一个女人嫁给丈夫之后，原本她名下的所有财产就转归丈夫所有。因此指定安排婚姻，是君王一个非常有效的恩赏手段。比如，当狮心王理查安排一位伯爵继承人嫁给威廉-马歇尔的时候，这就意味着，马歇尔一夜之间从一个贫穷的骑士暴富成为英格兰的超级富豪。而当丈夫去世的时候，寡妇却只能获得丈夫遗产的三分之一作为生活费用。
　　一个父亲同样控制着自己子女的生活直到子女结婚成家，自立门户。子女的婚姻必需得到父亲的批准，富有的上层阶级的父亲往往还会安排自己子女的婚事，以便寻找门当户对的亲家。欧洲绝大多数地方在中世纪已经学习引进了长子继承制，这意味着农夫家庭年幼的孩子们长大之后就只能成为无地的赤贫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