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的意大利半岛充满了教宗和君王之间的战争，各个城市国家之间也时常爆发武装冲突，许多意大利富有的商人们有足够理由对眼下的这个世界充满怀疑和不信任，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彼得拉克所描绘歌颂的那个失落的古典文明是一个充满仁爱，理性和秩序的美好世界，他们希望下一代能够成长为有能力，文雅而又道德品行高尚的新一代领袖。就这样，人文主义的教育就在意大利半岛扎根蔓延开，并且进入西方世界的各国宫廷。随着时间的发展，古典拉丁文和公民教育理念逐步演变成为了主流，语法学校和大学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在教育界，文学界，建筑界和艺术界经历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时候，哲学界也出现了两股潮流，一股潮流是追随彼得拉克走向古典时代的柏拉图；另一股潮流则发生在大学里，学者们开始对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体系发出了质疑和挑战。
　　人们尊称阿奎那作“天使般的博士”，他伟大的【神学总论】Summa Theologica是中世纪神学和哲学的巅峰之作，它将理性和灵魂，逻辑和启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世纪的学者们在这样的世界观下建立起一个理性一致的宇宙体系。
　　牛津方济各会僧侣约翰-邓斯-司各脱（c.1266-1308）则被尊称作“含蓄的博士”，但是这个绰号其实并不公平。司各脱虽然还是一个基督教理性主义哲学家，但是他却动摇了阿奎那神学体系的基础，因为他将纯理性从神学中抽离出来了。

　　在他的基础上，又一位牛津方济各会的僧侣，奥卡姆的威廉（c.1287-1347）则全方位地对阿奎那发起公开的挑战。奥卡姆认为，上帝和基督教教义是可被人类理解的，但是这种理解必需要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之上。人类不可以用人类的逻辑去局限上帝的全能，因为人类的逻辑是有限的，而上帝则超越于人类有限的逻辑规则之上。用奥卡姆的话说，上帝是爱人的，人类生活在一个无需惧怕的上帝掌管下的不可预测的世界里，我们的理性应该应用在可看见和可直接经历的事物上才是有意义的思考。奥卡姆为后来的人们开辟了两条道路，一条是靠信心接受的信仰神学之路，一条则是靠理性思考的自然哲学（日后被称作科学）之路。对于奥卡姆和他的追随者来说，神秘的启示和科学的经验主义是并存的，因为这是两条不存在交集的道路，不可能产生矛盾，一个理性的基督徒就是脚踩着两条道路走完人生的历程。一条是坚定的信仰之路，另一条则是明晰的科学理性之路。

　　在中世纪的时候，许多学者排斥奥卡姆的理论，他们依旧追随阿奎那的道路，维护着一个理性一致的完备体系，但是经验主义哲学的道路已经打开了，未来会有更多的西方世界的人们走上这样的道路。
　　政治学理论几乎从来不能和政治现实匹配，后期的中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但是动荡的后期中世纪政治现实引发了更多的政治学思考，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各种学说中，帝国主义理论逐步崛起成为一个吸引人心的理论。
　　在1320年前后，但丁发表了【论君主制】，他认为一个至尊的皇帝能够带来和平，只有在一个和平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础之上，教会才可能顺利地开展工作。但丁的观点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赢得了一些人的认同，他们希望出现查理大帝那样的善意统治者，一位凌驾于国家和教会之上的皇帝，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和教会的复兴。
　　1324年前后，帕多瓦的马斯留斯（1280-c.1343）Marsilius of Padua发表了颠覆性的政治学论文【和平的守护者】Defensor pacis，这个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论文，就是日后国家主权理论的奠基之作。马斯留斯强力攻击教会介入世俗政治的行为，他极力支持加强世俗政府的权力。马斯留斯和他的追随者们逐步完善发展出了现代的国家主权理论，他们开始明确定义主权国家作一个政治的社区，从外交关系来说，一个国家主权享有独立的自治权力，不接受外力的主宰；在这个国家主权边界之内，国家则对边界内的人民拥有统治的权柄。

　　国家主权理论出现之后，就在政治实践和学术领域获得了追随者，英格兰议会高调宣称，他们代表着“王国的社区”the community of the realm，就是国家主权理论的实际应用。
　　西方世界的君王们开始有意识地鼓励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他们赋予商人们和工匠公会各种特权，同时从城镇抽取更多的税金，并且从商人那里获得贷款，用获得的金钱组织起大规模的王家军队和官僚队伍。国王，工商业者和职业官僚组成的联盟向农业贵族阶级发起有力的挑战，国王在这场加强王权的政治斗争逐步取得了胜利。西方世界各地的封建政治制度日趋消亡，现代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就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渐渐浮现出来。

　　恩里克王子和葡萄牙的崛起
　　十字军运动其实可以分成两个方向，当时的西方人称东方世界的穆斯林作萨拉森人，意思是东方人，而把统治着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称作摩尔人，因为他们是从摩洛哥跨海而来的阿拉伯穆斯林。
　　向东方的十字军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向南的十字军运动却获得了成功。

　　8世纪是阿拉伯穆斯林圣战事业的高『潮』期，忠贞勇猛的伊斯兰教圣战士如疾风烈火般一路向西，先后征服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全境，之后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伊比利亚半岛。西哥特国王战死之后，不屈服的基督教贵族们有的退入北部山区坚持抵抗，又的则退入高卢境内。他们从8世纪起就开始了复兴列祖家业的“再征服运动”，人们把这批西哥特贵族称作蓝血贵族。
　　十字军运动兴起之后，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和来自西方各地的骑士们加入了蓝血贵族的再征服事业。
　　1249年，葡萄牙复国事业基本完成，葡萄牙成为西方世界的第一个民族国家。
　　葡萄牙王子恩里克则成为轰轰烈烈的大发现时代的开路者，中文习惯上则按照英文发音把他称作航海者亨利(1394-1460)。恩里克王子是葡萄牙国王的第三个儿子，他的母亲就是英格兰亨利四世的妹妹费丽帕。
　　1415年，当恩里克年满21岁的时候，若望一世国王原本打算举办一场盛大的比武大会作为恩里克的骑士封授典礼，恩里克则认为这样的方式获得骑士身份不是他的荣誉。在母亲费丽帕的帮助下，他们说服若望一世攻占非洲西北角的摩尔人商业大港休达。恩里克则获得了这场战争的两个特权，他必需是第一个登陆海滩的战士，他必需是第一个登上攻城云梯的战士。
　　北非战场为恩里克带来勇名，他被骑士们推选为基督骑士团的团长，这是圣殿骑士团在葡萄牙的分支骑士团，这个职位使得恩里克掌握了丰富的金钱资源。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恩里克王子有着非常强烈的十字军圣战士情节，当时西方世界依旧流传着一个古老的迷思，在东方穆斯林世界的后面，在比波斯还要遥远的地方，有着一个长老约翰之国，那是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恩里克非常希望能够找到这个传说中的长老约翰之国，联手对抗穆斯林世界，拓展基督的国度。与此同时，恩里克王子又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不仅接受过很好的古典教育，而且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一位天文学者曾经激励他说，“要致力于伟大和高贵的征服事业，要致力于发现前人所不知的秘密”，这句话影响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