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噶尔丹毕竟羽毛未丰，他从清廷的强烈反应中清楚看到，青海和硕特与清政府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依附关系，他若冒然进军，清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而一旦与清政府正面交锋，显然是力所不敌，所以“行十一日，撒兵归”，也就是说主动改变了进军青海的计划。
　　实施“东进政策”是噶尔丹既定的战略方针，为此，他开始全面调整与俄国的关系，以谋求俄国的支持，增强与清廷抗衡的实力。

　　康熙十八年夏，噶尔丹两次出兵，占领哈密、吐鲁番。
　　噶尔丹领兵3万，“将侵吐鲁番，渐次内移，往后西套，前哨已至哈密”，迫使吐鲁番、哈密臣服，准噶尔势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驻屯在甘州附近撒里维吾尔族地方的军队征收硫黄、倭铅等贡赋”。同年，以“西域既定，诸国咸愿奉为汗，噶尔丹乃请命达赖喇嘛，始行，卜先克兔汗”。
　　达赖喇嘛五世应噶尔丹之求，赠“博硕克图汗”号，噶尔丹成为自也先称汗后，两个多世纪以来绰罗斯家族自称汗的唯一封建主。
　　噶尔丹近攻计的第二个战略步骤是征服天山南路的回疆地区。此时，统治天山南路的察合台后王势力已衰，维吾尔族的封建势力——和卓势力日益强大，和卓势力中分成了白山派和黑山派，彼此利害冲突，严重对立。
　　黑山派在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支持下，把白山派首领和卓伊达雅图勒拉（即阿帕克和卓）驱逐出喀什噶尔，和卓伊达雅图勒拉无处存身，在中亚一带浪迹近10年，由克什米尔辗转进入西藏，找到了达赖五世，不久和卓伊达雅图勒拉拿着达赖五世的信件投身噶尔丹麾下。
　　达赖五世给噶尔丹的信中这样写道：“你亲自领兵，收复暴君统治的那些城池，让阿帕克和卓登上王位，然后你再返回原地”。
　　西藏达赖喇嘛封其为“博硕克图汗”。
　　俄国政府对噶尔丹上台十分重视。由于1668年俄国使臣伯林回国后立即将噶尔丹的谈话作了详报，引起俄国西伯利亚当局极大兴趣，在“一直是个多事的邻居”中，竟出现了这么一个难得人物。刚执掌政权的噶尔丹，也急于改善外部环境，缓和与俄国的关系。

　　日期：2013-11-21 11:28:05
　　第八拾四章
　　1671年夏天，噶尔丹上台不久，即派出信使把他已经控制准部局势的情况，通过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将军苏马洛科夫转告了俄国当局。同年10月，噶尔丹无视僧格在1670年对俄国人斯基宾发出必须交回准噶尔部属民，否则将扣留即将从北京回国的俄使阿勃林的警告，热忱接待并派专使护送阿勃林至托波尔斯克。
　　康熙十九年（1680年），噶尔丹派出12万准噶尔骑兵，经阿克苏、乌什等地向喀什噶尔、叶尔羌进军，准噶尔铁骑在当地白山派教徒的响应下，横扫南疆，将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及其家属囚禁于伊犁，扶植和卓伊达雅图勒拉为王，称阿帕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自此以后，准噶尔贵族统治南疆达80余年之久。
　　噶尔丹在天山南路的统治确立前，即着手加强军事集权统治体制。
　　年，噶尔丹发布了一项敕令，不允许准噶尔各爱玛克居民自由迁徙，要求所属官员不延误税赋征收，并采取一系列保证兵源，改善作战装备的措施，史载：“作小连环锁甲，轻便如衣。射可穿，则杀工匠，又使回教火器，教战，先鸟炮，次射，次击刺。令甲士持鸟炮短枪，腰弓矢佩刀。骆驼驮大炮，出师则三分国中人相更番，远近闻之咸慑服”。使准噶尔骑兵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与此同时，还采取一些发展生产的措施，噶尔丹“乃招徕归附，礼谋臣，相土宜，课耕牧，修明法令，信赏罚，治战攻器械”，一时准噶尔“资用报备，不取给远方”。
　　而在南疆地区，噶尔丹扶植阿帕克和卓“使总理回地各城，为准噶尔办理回务”，而阿帕克和卓每年向准噶尔贵族上缴大量贡赋，噶尔丹为缓和维吾尔人与准噶尔贵族统治的矛盾，曾发布第二项补充敕令，规定：“霍屯人的村落应由霍屯人自己的法庭来裁决，共同的（人民的）诉讼，应由这里的高等法庭来处理”。同时禁止南疆地区的奴隶买卖，准噶尔贵族还对代理人实行“人质制”，当时的维吾尔封建主为和卓家族，都有自己的亲属作为人质在伊犁生活，准噶尔贵族允许作为人质的维吾尔贵族数年更移一次，在伊犁也只是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生活，并不任意伤害。

　　噶尔丹在南疆的统治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对此，清代人苏尔德在《新疆回部志》卷四作过中肯评述：“回部旧受额勒特统辖，各项赋税虽有定额，但其数颇重，回人艰于定纳，凡贩运各货以及金银布帛，多于额外越例抽收。又派在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和阗四大城办事之额勒特等将回人之银钱、粮马、妇女，鸟枪等项，恣意取掳回，回众不堪其扰，如居水火，故多奔走逃避，未获宁处。”

　　噶尔丹应达赖喇嘛之请，派兵帮助天山南路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与“黑山派”争斗，乘机夺占南疆地区。噶尔丹率兵经阿克苏、乌什等地进攻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叶尔羌王伊斯玛伊勒汗子巴巴克苏勒坦率军抵抗，兵败身死。
　　噶尔丹继夺取喀什噶尔后，又夺占叶尔羌，俘伊斯玛伊勒汗。至此，噶尔丹兼有四卫拉特，并控制南疆地区，遂将兵锋转向漠北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噶尔丹派出两名使者，带了一个由70个组成的商队，携带致沙皇的信件抵达伊尔库茨克，“他们宣称他们的主子已经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磨擦的消息，特地派他们到莫斯科来”。
　　这个使团活动的细枝末节，还待史料的发掘，但作为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噶尔丹此举表明，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借口，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的支持。

　　所谓特定历史背景，一是指噶尔丹进军青海战略行动的中止；二是指清政府刚宣布限制准噶尔贡使入京人数。所谓合适的借口，是指此时清俄雅克萨之战正处方兴未艾之势。
　　因此，可以将这个使团的活动视之为是噶尔丹为调整对俄关系的重要政治步骤，而在打击喀尔喀蒙古封建主这一点上，准噶尔贵族与俄国殖民者找到了利益的交汇点。
　　噶尔丹要实施“东进政策”，当然要打击与清政府保持臣附与友好关系的喀尔喀蒙古封建主。而此时喀尔喀蒙古封建主对俄国侵略者的强硬立场，也使参加中俄尼布楚谈判的俄国代表费多尔?阿列克谢维奇?戈洛文视为眼中钉，为了使俄国在未来的中俄谈判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打击抗俄最坚决的土谢图汗。
　　因此，1686年以来戈洛文极力“希望与博硕克图汗对向蒙古人武装进攻一事取得一致意见”，“戈洛文在外务衙门的报告中提出建立俄国——厄鲁特联盟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