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两名驻藏大臣在几乎没有武装支持的情况下——当时清军已全部撤出西藏，仅给大臣留有极少数卫兵——毅然将藏王诱至大臣衙门，他们亲手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杀死。可惜的是，二人随即都死于藏王余党的武装暴动，但他们的牺牲却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群龙无首的叛党很快便被达赖喇嘛平定。事后，乾隆评价自己这个成为烈士的小舅子“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并称其是“为国除凶”的表率。

　　而对于孝贤纯皇后最小的弟弟傅恒，皇帝更是青睐有加，清人对此记载道，“后临薨，以傅恒为托，故上欲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廷臣窥见其指，故甚重其行。”也就是说，姐姐临终前将弟弟亲手托付给丈夫，丈夫则含泪做出了承诺。这位傅恒正是本文的主角，只不过，身为压轴的清方大BOSS，他的出场自然要再摆摆谱，还要再等上一等才行。
　　不少研究者认为，孝贤纯皇后逝世的乾隆十三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弘历从此性情大变——变得异常严苛起来，不仅脾气越来越暴躁，还动不动就找茬杀人。就在为皇后治丧期间，心情恶劣的乾隆大开杀戒，礼部尚书和湖广总督都因为小事而掉了脑袋，更多的大员受到严厉斥责和处分，其中就包括一向谨慎小心的宰相张廷玉，甚至连两名二十岁不到的皇子，都因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伤，从而被父亲永远取消了竞争皇位的资格。而乾隆此前一直标榜爷爷康熙的所谓“宽仁”作风，处置臣下相当慎重。

　　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是一个痛苦鳏夫在失去家庭幸福后对外发泄情绪，但却因缺乏像皇后这样的安全阀，从而一发便不可收。类似的例子，还有朱重八在老婆死后肆无忌惮的杀人，而在那之前他还算比较克制，即使对胡惟庸案也没有追究到底（李善长等功臣大多是在马皇后逝世后被杀的）。也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可别忘记，乾隆不仅仅是康熙的孙子，他还是雍正的儿子，此前他没有表现出遗传自父亲的阴戾狠毒，只不过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性情，装模作样地戴上虚伪的假面而已。

　　尽管以上说法各有片面，不过也可能都有几分道理。从史料记载来看，进入中年的乾隆，大概比他那个以不好伺候出名的父亲雍正，要更加的不好伺候，甚至简直可以用吹毛求疵来形容。也就是从乾隆十三年起，此前一直被皇帝以礼相待的大臣们，此后便成了他颐指气使、呼来骂去的真正奴才，就连在雍正面前混得如鱼得水的张廷玉，最后也被他百般折辱，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为了暂时忘却丧妻之痛，乾隆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的工作之中。事实上，通过工作来压抑情绪，对清朝皇帝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乾隆的工作狂父亲雍正在位十三年间的满汉文奏章，光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就超过了四万件，其中至少两万两千件上有雍正的批语，有些批语甚至比奏章正文还要长不少。尽管不能和雍正想比，但中青年时期的乾隆还算勤政，尤其是皇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更是成了父亲一样的加班狂。

　　乾隆疲惫的目光投向了远方的西南。大渡河的源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朝廷官兵，另一方则是当地的土著嘉绒人。此时，这场仗已经打了两年，清军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屡屡损兵折将，让一心想建立与爷爷康熙并肩武功的乾隆，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就在皇后去世前不久，帝国的国防部即兵部曾向皇帝上报说：

　　那个地方“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就是说对方无论土地还是人口其实并很有限。但就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我方“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可以说形成了对敌军的绝对优势。不过嘛，兵部尚书话锋一转，反而认为情况极其不乐观，“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
　　就是说，清军的拙劣表现，真是丢尽了帝国的颜面，而灰头土脸就此撤兵的话，朝廷又心有不甘。
　　“派讷亲去！”乾隆十三年四月，忍无可忍的皇帝终于做了决定。当年，雍正以准备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为借口，专门搞了个权力极大、类似于今天中央军委的新机构——即著名的军机处——从而架空了原来的宰相委员会即内阁，以及后金时期遗留下来的早已形同政治僵尸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彻底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
　　而这位讷亲，此时正是首席军机大臣即军机处的首脑，也就是说，他是清政府事实上的首相。

　　除此之外，讷亲还有许多高贵头衔，比如宰相委员会常委（保和殿大学士），中央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帝国一等公爵等等，可以说是皇帝当时的第一宠臣，地位甚至在三朝元老张廷玉（军机大臣、大学士、三等伯爵）之上。而如果论与皇家的关系，讷亲则是康熙第二个皇后即孝昭仁皇后的亲侄子，因而算起亲戚来，他比乾隆还要大上一辈呢。
　　派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前往督战，前线将士敢不卖力？皇帝于是下旨：“谕：大学士讷亲前往金川军营，著军机处行走监察御史马璟、主事兼佐领常亮随往。照侍卫例，赏给整装银两，给与驿马。”
　　乾隆考虑得相当周全，不仅安排了随从，就连差旅费和交通工具都照顾到了。至于皇帝在这件事上到底有没有私心，比如趁机让这位首相挪坑儿，好给已经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国舅爷傅恒腾出位置来，以便实现自己对亡妻的承诺，那就不得而知了。
　　派出讷亲后，乾隆突然又想起来，尽管历来以“勤谨廉洁”著称，不过自己的这个亲信也有一处不足——他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现在是军机处首脑，而且此前当过一年多的国防部长即兵部尚书，但却从来没有领兵打过仗。
　　一方面，皇帝对讷亲的办事能力相当满意，甚至评价他为“第一宣力大臣”（其实，如果再翻翻史书的话，您也许会发现这个“第一”并不是真的只有一个，比如此前的张廷玉，以及此后的傅恒，都获得过这一荣誉）；可另一方面，此人毕竟没有实战经验，为了稳妥起见，必须给他配一个经验丰富的助手才行。于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自然而然地涌上乾隆的心头。
　　岳钟琪，这位在康雍乾时期战功赫赫，后来被弘历写诗赞为“三朝武臣巨擘”的盖世名将，当时正以待罪之身在家闲居。此前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岳钟琪因与准噶尔汗国作战不利，而被皇帝下令罢官治罪。岳钟琪被捕后，揣测上意的满朝文武乘机落井下石，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
　　最后宰相们“奏拟岳钟琪斩决”，建议皇帝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但一向刚猛果断的雍正此时却犹豫再三，始终没有舍得痛下杀手，还是下令“改监候”，也就是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由于这种情况最后几乎都会因皇帝开恩而减刑一等，因此这一判决其实相当于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