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留在龙凤体制内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邵荣为代表的郭子兴旧部宁愿奉韩林儿为共主，奉其正朔、听其册封，而不愿拜倒在朱元璋的门下。朱元璋虽然位居诸将之上，但是如果脱离龙凤政权，很可能会出现分裂的局面，渡江后朱元璋急需人手扩张地盘，对付元军和张士诚，因此他没有和龙凤政权决裂。
　　但是龙凤政权对朱元璋也留了一手，为了更好地掌控这支队伍，他们培植邵荣，任命他为平章，使其地位仅次于朱元璋，以便牵制。不仅如此，龙凤政权还企图削夺朱元璋的军权。至正十九年五月，龙凤政权任命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丞相，邵荣则被升任为行枢密院的最高官员——行枢密院同知，行中书省主政，行枢密院主军，这样邵荣名义上成了义军的最高军事统帅，似乎可以对朱元璋的地位和声望构成威胁，但这一威胁事实上并不存在，因为朱元璋掌握了占有绝对优势的军队，他越过行枢密院直接指挥将领，邵荣虽名为义军第二把手和军事首脑，但实际上只是朱元璋手下一名战将，不仅要听从朱元璋的调遣率部出征，而且还要遵从“与我取城子的总兵官，妻子俱要在京住，不许搬取出外”的规矩，这让邵荣很不满。

　　至正二十一年初，朱元璋将行枢密院改为大都督府，命其养子朱文正为大都督，邵荣被任命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经过这样的调整，从表面上来看，提高了邵荣的职务，实际上剥夺了他的军权，把他从相对独立的行枢密院调入行中书省，成了朱元璋一名真正的手下。与此同时，行中书省里又有李善长等一干朱元璋的亲信文吏处理具体事务，邵荣实际上是被架空了一切权力，邵荣对此是十分不满的，《明实录》记载：“（邵荣）常愤愤出怨言”。

　　《明实录》所谓“部将有欲告之者，荣惧不自安”，是激变的典型套路，朱元璋因阅兵时风吹旗帜触身而易服从他道还，恰好就有人来告变，难免事先设局之嫌。
　　在听到宋某的告密后,朱元璋让廖永忠请邵荣吃饭,于席间将二人抓捕（平章廖永忠、都护康铎邀饮擒之），廖永忠为巢湖系将领，康铎为元朝降将，两人都不是濠州故人出身的亲信将领，由他们请客可以打消邵荣和赵继祖的警惕性，可见一切都是精心布置。
　　大局已定，朱元璋开始以置酒相询来显示自己的无辜和对方的忘恩负义，“不欲即诛”展示自己宽大为怀的胸襟，同时让诸将表态以考察亲信的忠诚度，还顺便玩弄“泪下”的把戏让邵荣动侥幸之心。结果，只有赵继祖看透了必“床下死”的下场而“惟痛饮”。
　　平定这次叛乱后，郭子兴后人、旧部的独立势力不复存在。朱元璋尽管在强大的外部压力面前一度陷于危境，却再也没有遇到来自内部的挑战，直至顺利完成统一大业。邵荣叛乱事件，是朱元璋陷杀郭天叙、张天祐和诛杀郭天爵的后续手段，也是其清洗策略的典型体现。由此可见，朱元璋是一个心狠手辣、吃人不吐骨头的阴险政客。
　　日期：2013-01-21 08:52:53

　　三十二、朱元璋军事胜利的背后是卓越的管理能力
　　朱元璋的阳谋和他的阴谋一样出色，在与各个时期的不同对手较量的过程中，朱元璋均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当初割据群雄山头林立，其中最成气候，对朱元璋威胁最大的是张士诚与陈友谅，张士诚所占据的地盘是东南——江浙膏腴之地，是当时乃至今天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号称天下最富，陈友谅占据的是荆湖——即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等大片土地，号称土地最广，国力最强。朱元璋的绝大多数部下对凶悍的陈友谅心怀畏惧，希望先拿下张士诚，以便过上好日子。但是朱元璋坚持先打陈友谅，后打张士诚，可见他克制自己的贪欲，不为蝇头小利所动，对对手肺腑和战略态势具有极强的洞察力。这样的战略头脑、眼光和气魄与其他那些目光短浅的草头王们不可同日而语。

　　建国后朱元璋曾不无得意地对部下说：“初与二寇相持，士诚尤逼近。或谓宜先击之。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略，故先攻友谅。鄱阳之役，士诚卒不能出姑苏一步以为之援。向使先攻士诚，浙西负固坚守，友谅必空国而来，吾腹背受敌矣。二寇既除，北定中原，所以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者，盖扩廓帖木儿、李思齐、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举，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不战而克，然扩廓犹力抗不屈。向令未下燕都，骤与角力，胜负未可知也。”

　　朱元璋在战略关键期的真知灼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安排部署，对于军事上的胜利起到推动作用，因此《明史》给了朱元璋极高的评价，认为他的文治武功远超唐宗、宋祖以及汉武（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
　　但朱元璋的有些说法也有些自诩。首先，灭吴和汉灭的顺序并不是朱元璋主动设计的，而是时势所迫，因为陈友谅总是不停地挑起事端，他不得不去应付。虽然朱元璋多次打败陈友谅，但他并没有乘胜消灭陈友谅的决心，以至于后者一次又一次恢复元气并重新发起进攻。可见，战略的顺序并不像他所说的：“朕以友谅志骄，士诚器小，志骄则好生事，器小则无远略，故先攻友谅”。

　　此外，朱元璋消灭陈友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鄱阳湖大战双方只是打了一个平手，如果陈友谅没有中流矢而死，回到武昌后还可以重振旗鼓，再次顺江而下，就像他前几次做得一样。
　　陈友谅的死，不仅使汉政权灭亡，也使得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进而导致张士诚的灭亡，这一偶然事件的影响远大于朱元璋所谓的战略，它的发生也不是陈友谅和张士诚所以预见到的。从这个角度看，张士诚临死之前所说：“天日照尔不照我!”有一定的道理，而朱元璋所谓“友谅志骄，士诚器小”之说并不完全能够成立。

　　北伐战争中，朱元璋否决了常遇春直捣大都的建议，采用了“先山东、次河洛，止潼关之兵不遽取秦、陇”即先断其两翼，再黑虎掏心的战略，这个战略没有任何问题，在攻打张士诚时朱元璋就采取了这一战略，先攻取湖州、杭州，再进围苏州，这是朱元璋一惯的战略思维，其长处在于稳健。但是这一战略并不是胜负的决定因素，当明军攻陷大都后，盘距在山西的扩廓部都来不及救援，遥远的陕西方面又怎么可能作出有效反应，又何必花大力气去堵潼关，防止陕西援军逸出呢？如果按照常遇春直捣大都的战略，元朝很可能会更快被消灭，或许元顺帝都来不及逃出大都，明朝也省去了后面的许多麻烦。

　　战略战术虽然重要，但是实力更重要的，如果实力不济，再好的战略战术也难免失败，如果实力超强，不按常理出牌也可取胜。
　　朱元璋的长处不是战略战术，而是他不断自强的本领。朱元璋军力的强大主要体现在人数上的优势。
　　至正二十三年军事改革的时候，朱元璋在南京的直系部队被划分为17个卫，按照每个卫5000人的标准，他手里有一支将近10万人的大军，这仅仅是他的亲军，不包括在各地征战和防守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