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璋伐张士诚时，决战于湖州，徐达、常遇春部有20万之众，这个庞大的军队很快取得了外围野战的胜利并包围了湖州城，张士诚急忙派硃暹、五太子、吕珍率军来援，这三人是张士诚手下最能征善战的大将（五太子者，士诚养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跃丈余，又善没水，珍、暹皆宿将善战），他们率领的援军应该是张士诚部的主力，但是这支部队仅有6万人，不到朱元璋军的三分之一，他们在无法进行但是又不得不进行的野战中很快被反包围，并被消灭。

　　攻灭张士诚部后，朱元璋的军队又呈几何级增长，徐达、常遇春伐元时所率兵力是25，与此同时，朱元璋又派出两路大军横扫华南，三条战线的总兵力应该达到50万人以上，加上各地留守的军队，总人数可达百万左右。可见人数上的绝对优势是朱元璋军事胜利的根本原因。
　　建设和管理如此庞大的军队，必有与之相应的征兵及后勤保障措施，军事胜利的背后是后勤保障的发达，朱元璋的才干不仅体现在政治的驾驭能力和军事谋略，更体现在发展经济方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问题关系到战争胜负，元末的许多队伍都面临这一问题，有些队伍做得不好，经常面临困难，扬州张明鉴的青衣军甚至以人肉为食。
　　当时普遍的做法是搜刮百姓，向乡村百姓征粮，这叫寨粮，征粮与抢粮经常是一回事，征不够就抢。
　　行军打仗时往往不带口粮，而是放任士兵抢劫敌境内百姓手中的粮食，攻克城市可以分红，打了败仗也就用不着再吃饭了。
　　早期朱元璋的队伍也是采用野蛮的方式解决粮食问题。军令规定：“凡入敌境，听从捎粮。若攻城而彼抗拒，任将士检刮，听为己物。若降，即令安民，一无所取。如此则人人奋勇向前，攻无不取，战无不胜。”
　　这种做法虽然能刺激将士的积极性，但是不可持续，且不能满足大兵团作战的需要。早在至正十七年，胡大海和常遇春等在南线征伐的将领就报告寨粮己不能满足需要，前线将士嗷嗷待哺。朱元璋为了让将士专心卖命，把粮食的问题揽了过来。

　　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征粮改为种粮，至正十八年二月，朱元璋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负责兴修水利和屯田，发展农业生产，供给军需。又分派诸将在各处开肯荒地，立下规矩，把粮食产量作为考核地方工作的一个指标。
　　同年十一月，朱元璋又设立管领民兵万户府，抽民间丁壮编为民兵，农时耕种，闲时练习作战，战时出征，这种亦农亦兵的民兵组织，收到了发展生产和提供兵源的双重作用，到至正二十年（1630年）后，完全解决了粮食困难的问题，而且减轻了辖区内百姓的赋税负担，巩固了以应天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
　　管领民兵万户的工作从好了说是“抽民间丁壮编为民兵”，说难听点就是抓壮丁，朱元璋经常强制所征服地区的农民集体当兵，建国后仍经常“籍民为兵”建立卫所。这种一锅端的征兵方式是以暴力作为后盾的，与这一做法类似的还有建国后大规模地进行人口迁徒，包括从内地迁往边疆的“移民实边”政策，明初著名的山西洪桐“大槐树”移民事件可以看见朱元璋强制驱赶人民的影子。

　　政策是胜利的保证，朱元璋成功背后的政策是：大规模发展生产＋蛮横的驱民当兵＝战场上的胜利。
　　日期：2013-01-22 08:02:47
　　三十三、朱元璋仇视红巾军却对大元抱有不同寻常的感情
　　虽然朱元璋成功推翻了蒙元，但是他并不痛恨这个政权，对蒙古人和色目人视同己出，既无对阶级压迫的仇恨，也缺乏民族立场，他的表现和历代改朝换代者迥然不同。
　　仔细研究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朱元璋虽然起于平民，虽然参加了人民起事，但是他对人民起事及其领导人毫不同情，反而对元政府及统治阶层充满了愧疚之意。
　　朱元璋虽然长期依附于龙凤政权，但他对龙凤政权只是利用，并无归属感，就像他对郭子兴毫不领情一样，他对韩林儿所做的，也有类于他对郭子兴之子所做的。渡江后朱元璋所处为四战之地，东、西、南三面均有劲敌，只有北方在龙凤政权的屏蔽下风平浪静，一旦脱离龙凤政权，朱元璋北方的门户大开，这是十分不利的，这也是他当年不顾刘基的反对，冒险北上援救韩林儿的主要原因。

　　在龙凤政权的招牌下，朱元璋也曾利用“中华”和“宋”等字眼号召汉人，洪武十八年二月，朱元璋亲统十万大军攻打婺州，军旗上书写“奉天都统中华”字样，攻下婺州后置浙东行省，于省门建二大黄旗，上面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两旁立两个木牌，写着：“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事实上他对宋朝和龙凤政权一样不感兴趣，建国后完全没有复宋的做法，倒是从典章制度到精神领域完全继承了元的做法。

　　另一方面，朱元璋对明教及其信徒充满了仇恨和排斥，这体现在他在讨伐张士诚时所发布的檄文中，其文曰：
　　盖闻伐罪吊民，王者之师，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轩辕氏诛蚩尤，殷汤征葛伯，文王伐崇，三圣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为救民。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宪台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庙堂不以为虑，方添冗官，又改钞法，役数十万民湮塞黄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声闻于天。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元以天下兵马钱粮而讨之，略无功效，愈见猖獗，然而终不能治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观熟虑，乘势而起，或假元氏为名，或托乡军为号，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　

　　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渐至提兵，灼见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运难与立功，遂引兵渡江。赖天地祖宗之灵，及将帅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战而定浙东。陈氏称号，据我上游，爰兴问罪之师，彭蠡交兵，元恶授首，父子兄弟，面缚舆榇。既待以不死，又列以封爵，将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广，尽入版图，虽德化不及，而政令颇修。　

　　惟兹姑苏张士诚，为民则私贩盐货，行劫于江湖，兵兴则首聚凶徒，负固于海岛，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区，难抗天下大势，诈降于元，坑其参政赵琏，囚其侍制孙，其罪二也；厥后掩袭浙西，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称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边，一战生擒其亲弟，再犯浙省，扬矛直捣其近郊，首尾畏缩，乃又诈降于元，其罪四也；阳受元朝之名，阴行假王之令，挟制达丞相，谋害杨左丞，其罪五也；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知元纲已堕，公然害其丞相达识帖木儿，南台大夫普化帖木儿，其罪七也；恃其地险食足，诱我叛将，掠我边民，其罪八也。凡此八罪，理宜征讨，以靖天下，以济斯民。　

　　爰命中书左丞相徐达率领马步军舟师，水陆并进，攻取浙西诸处城池。已行戒饬军将，征讨所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备有条章。凡我逋逃居民，被陷军士，悔悟来归，咸宥其罪。其尔张氏臣僚，果能明识天时，或全城附顺，或弃刃投降，各赐爵赏，予所不吝。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归前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此兴师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师者，即当移兵剿灭，迁徙宗族于五溪两广，永离乡土，以御边戎。凡予所言，信如皎日，咨尔臣庶，毋或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