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年的刻苦攻读，曾国藩总算在学问上有了明显的进步，公元1826年，即清道光六年春，时年十五岁的他参加了长沙府童子试，并在初试中取得了全府第七名的好成绩。童子试又称童试，是清代科举考试的的第一关，分为县试、府试和院试，排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之前。凡是在童子试中通过了院试一关的，才能被授予秀才功名，曾国藩虽然在前两关开局顺利，但是这次最终没能通过院试，也就没能取得秀才功名。因此，这次考试对于曾国藩来说，既是一次激励又是一场打击，使他认识到了自身学问上的不足，所以更加勤奋地投入到了读书求学中去。

　　结束了长沙之行的曾国藩回到湘乡，继续攻读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为日后再次参加科举做准备。在此期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的老友欧阳凝祉，非常欣赏少年曾国藩的治学精神和诗文水平，便主动提出要把其女欧阳氏许配给他，从而曾国藩有了未婚妻。订婚之后的曾国藩并未放松对求学之路的坚持，为了进一步深造，公元1830年，时年十九岁的他赶赴衡阳，进入了当地著名的唐氏宗祠，师从一位名师汪觉庵。汪觉庵当时并不欣赏曾国藩，他认为这个弟子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后来才不得不对曾国藩刮目相看。次年，时年二十岁的曾国藩返回湘乡，进入了本地的涟滨书院，继续探求旧学知识的精髓。

　　曾国藩的奋斗换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公元1833年，即清道光十三年，时年二十二岁的他，再次赶赴省城长沙，参加了决定自己科举命运的童子试，最终顺利通过了院试，获取了秀才功名。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在此之前，湘乡曾氏及其乡党读书人中，除了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之外，还没有人取得任何一项科举功名；而曾麟书已经步入中年，要想通过科举求官的方式光耀门庭，曾氏一门的希望就落在曾国藩的肩上了。取得了初步成功的曾国藩，回到家乡之后，不但受到了家族及乡邻们的赞誉，而且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婚姻，他与欧阳氏正式成婚了，这对于青年曾国藩来说真可谓双喜临门。

　　成家之后的曾国藩，继续进军科举之路，因为只有参加了乡试、会试和殿试之后，才能进入正途出身的文官行列。公元1834年春，曾国藩进入了久负盛名的岳麓书院，进一步深造课业，为参加乡试考取举人做准备。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历经宋元明清四代，号称千年学府，藏书丰富学术高深，曾国藩进入该书院如鱼得水，得以迅速吸收国学知识精华。后来，曾国藩领衔镇压太平天国，与太平军烧毁岳麓书院有着很大关系，因为这家书院承载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和读书人的求学梦。

　　日期：2013-12-29 19:31:34
　　第三节　科举求官

　　公元1834年，即清道光十四年秋，时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了在长沙举行的湖南乡试。在这个全省顶尖读书人才汇集的场合，曾国藩发挥出了较佳知识水平，从容地完成了全部答卷，最终以第三十六名的成绩成功中举。这在当时是轰动湘乡乃至湖南的一件大事，我们要知道，有许多读书人奋斗了一辈子都拿不到举人的功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年过四十才考取了秀才的功名，而《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年中举后都兴奋得发疯了，曾国藩年纪轻轻就获此殊荣，一举洗刷了他读书笨拙的名声，迅速成为当地读书人的偶像。

　　青年曾国藩暴得大名，初步成就了曾氏一门多年来的读书求官梦，令曾家在湘乡一带声望骤升。曾国藩取得了举人功名，也就赢得了候补为官的资格，但他有着更高的追求，打算赶赴京师参加会试，获取更大的功名利禄。在曾国藩进京赶考之前，他南下衡阳拜望了恩师汪觉庵，师生二人相见甚欢，汪觉庵再也不敢轻视这个笨学生了。当初汪觉庵曾经跟曾国藩讲：你读书是不会有出息的，假如你将来能中举，为师我就当书童给你背伞。如今业已中举的曾国藩，对以前的事情仍然耿耿于怀，他设计让汪觉庵真替自己背了一次伞，以此来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曾国藩，其心胸还不够开阔，尚未修炼成后来那个老成豁达的大儒。

　　公元1834年冬，曾国藩收拾好行囊，辞别了家人，向京城进发，准备参加来年举行的会试。曾国藩从湘乡去北京，第一站就是湖南省城长沙，他在长沙的湘乡会馆遇见了一个叫做刘蓉的年轻学子，俩人一见如故并迅速结为挚友。刘蓉比曾国藩小五岁，后来他也成长为桐城派古文大家，还做了曾国藩身边重要的幕僚，并在曾国藩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最终他爬上了陕西巡抚的高位。曾国藩后来筹建湘军，是在许多同乡挚友的帮助成事的，而他的第一位幕宾就是这位小老弟刘蓉。

　　曾国藩途径水旱两路，行程共计三千多里，历时一个多月才抵达北京。曾国藩抵达北京后，按照当时的科举惯例，住进了相当于本省驻京办事处之一的长沙会馆。在明清两代，各地驻京会馆有五百多所，主要是各省籍士绅联络乡谊的地方，而参加科举的本省士子往往会寓居于此。曾国藩入住长沙会馆，对他而言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节省一笔费用，因为会馆对本省籍士子收费低廉；二是可以借机加入湖南籍士绅圈，为将来在科场和官场取得进步打下基础。曾国藩在此期间结识了一位贵人，此人就是湖南籍监察御史劳崇光，他对曾国藩的诗文青睐有加。当然，曾国藩此时的主要任务是读书，他来京的目的就是参加次年的会试，因此他无暇流连于京城街市的美景和八大胡同的春色，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圣贤书中去了。

　　公元1835年，即清道光十五年春，时年二十四岁的曾国藩正式走入了会试的考场。曾国藩本以为，凭借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应该可以在会试中脱颖而出，没想到结果却是名落孙山，这是他在赴京赶考之后所遭受的第一场重大挫折。其实，曾国藩会试失利并不奇怪，因为齐集京城的科考士子都是全国各省的顶级人才，要想在这个强大的阵容中冒尖是无比困难的。曾国藩并未被这个挫折击垮，他在经历了短暂的低落之后，继续收拾起原来的书本，重新埋头于这些经典中去。

　　本来，科考失败的士子要返回家乡的，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会试每三年才举办一次，而以当时曾国藩所携带的盘缠，他是支撑不了在京三年的费用的。然而，曾国藩坚定地留在了京城，继续住在长沙会馆读书。何以如此呢？原来，来年是皇太后的六十大寿，按照惯例会加试一场恩科，这就给了曾国藩新的希望。这位皇太后是嘉庆帝的皇后，她虽然不是道光帝的生母，但对道光帝继承大统有推戴之功，因此受到了道光帝的特意尊奉，后来在道光帝宣布禁烟之后，仍专门为她保留了一条进贡鸦片的通道。

　　公元1936年，即清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再次走进了会试的考场。不知是因为曾国藩习艺不精，还是由于他时运不济，反正在发榜当日，他发现自己再次名落孙山。这次惨败对于曾国藩打击不小，他已经丧失了继续居留京师的资本和勇气，只得充满沮丧地返回老家。曾国藩没有按原路返回，而是专程沿京杭运河南下，一路游览了沿途景致。曾国藩此行，增长了地理和风俗方面的见识，为他将来进攻南京和经营两江做了一些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