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领旨之后，便出京一路南下，当他走到安徽境内的时候，忽然收到了从老家传来的讣告，原来其母江氏病故了。曾国藩是个知名的理学人物，而儒家理学是最讲孝道的，他接到丧讯之后悲痛万分，连忙向朝廷乞假要求回乡守制。按照当时的规定，在父母或祖父母死亡后，儿子或孙子是要守孝三年的，而且在守孝期间是不能做官的。咸丰帝很痛快地就批准了曾国藩的守制请求，并未下旨令他夺情为官，如果不是后来的形势使然，曾国藩的宦海生涯就暂告终结了。

　　曾国藩回到了家乡，为母亲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而后严格按照古代守制的规定，不参加社交活动，也不过夫妻生活，甚至不喝一滴酒，当然也不再过问官场上的是非。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太平军已经从广西打到了两湖地区，并迅速沿长江东下，在南京建立起了伪都城。在太平军纵横湖南期间，虽然由于其志不在此，所以也就没有攻下省城长沙，但是他们蹂躏了多数州府，烧毁了多所书院和寺庙，冲击了既有社会秩序，而各地的土匪和会党也乘势而起。此时曾国藩虽然只是一名回乡守制的在籍侍郎，但他的地位和名望已经很高了，随着太平军第二次入湘，湖南的军政形势也不容他坐视不理了。

　　日期：2013-12-29 19:35:08
　　第三章　编练湘军
　　第一节　夺情始末
　　守制之人奉旨戴孝出山，这在封建帝国时代被称作夺情，有权决定官员夺情的一般只有皇帝。曾国藩是个特别注重仁孝节义的理学人物，而且他在官场上正处于失意阶段，因此如果不是太平军和土匪及会党武装冲击湖南，并有祸及湘乡曾氏的趋势，他是不会轻易出山的。太平军第一次入湘是借道北进，等他们在南京建都之后，又开展了北伐和西征活动，其中西征的战略目标便是两湖地区。随着太平天国兵锋的逼近，湖南地区再度紧张起来，随着咸丰帝颁下夺情旨意，曾国藩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被激发了起来，他便走上了编练湘军的道路。

　　在曾国藩夺情出山之前，有一个人物开始在湖南官场崭露头角，此人便是左宗棠。左宗棠在科举上没有取得明显建树，因而他没能通过正途进入官场，但是由于他在当地士绅圈中颇负才名，所以受到了时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器重。张亮基为了更好地保守长沙经营湖南，便想把左宗棠收入自己的幕府中，但他担心左宗棠性情高傲难以为其所用，便采取了一个小小的计策。张亮基采取的计策是，命人把陶澍的公子、左宗棠的女婿陶桄请入官署，好好招待但是迟迟不放归，目的是敦促左宗棠亲自来巡抚衙门要人。左宗棠上门来兴师问罪之时，张亮基诚恳地聘请他担任自己的师爷，授权他代为处理湖南辖区的军政事务。左宗棠经过深思熟虑，并讲明了几项合作条件，最后才接受了张亮基的聘任。

　　左宗棠上任之后，就协助张亮基把长沙的城防和湖南的行政工作抓了起来，他认为太平军在占领武汉之后，随时都可能南下攻击长沙，而驻守省城的绿营兵军纪涣散，因此要想保境安民必须大力发展团练。在咸丰帝颁布发展地方团练的命令之后，湖南境内已经有了多股团练武装，比如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和王錱的湘勇等。但是，这些团练都是小股民兵武装，缺少一个统一的统帅，也缺乏稳固的军饷来源。为了更好地开展湖南军务，左宗棠向张亮基建议，奏请朝廷颁发对曾国藩的夺情旨意，让正在守制的在籍侍郎曾国藩出山。

　　张亮基的奏折送达咸丰帝的案头后，咸丰帝并不认为让曾国藩出山有多重要，但是他身边的王公大臣都认为曾国藩确有统兵理政之才，尤其是肃顺也力挺了曾国藩，咸丰帝这才下旨命令曾国藩帮办湖南军务。曾国藩在接到咸丰帝的圣旨之后，并未立即同意出山，不是因为他不想出山，而是因为他不想这么草率地出山。在曾国藩看来，自己好歹也是一名二品大员，与湖南巡抚是平级的，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投身对方的旗下做事呢？

　　曾国藩不同意出山，左宗棠却非要曾国藩出山，于是他便让曾国藩的老友郭嵩焘前去劝驾。郭嵩焘受命之后，亲自前去曾国藩的湘乡老家，以国家大义和私人情谊相感召，再结合当时的军政形势进行分析，苦口婆心地劝说曾国藩出山。公元1853年初，时年四十二岁的曾国藩，经过郭嵩焘的一再劝说，终于答应出山相助，他拜别了家乡父老，赶赴长沙就任了湖南军务帮办大臣，踏上了一条充满艰难和凶险的成功之路。

　　日期：2013-12-29 19:35:41
　　第二节　驻军长沙
　　曾国藩这个军务帮办大臣，只是咸丰帝授予他的一项差事，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其职权范围也是模糊不清的。曾国藩到达长沙之后，便在巡抚署衙附近开设了帮办大臣公署，然后接掌了罗泽南和王錱的一千多名湘勇，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湘军武装。另外，曾国藩为了肃清湖南境内的土匪和乱民，下令成立了审案局，也就是军事执法局，在行政司法体系之外，用军法来维持本省治安。
　　曾国藩只是个文官和书生，在此之前他虽然担任过兵部侍郎，但是从未带过兵更未打过仗，因此整军经武对于他来说是个挑战。然而，曾国藩就是曾国藩，他从一开始就根据前朝戚继光的练兵模式，制定了一整套扩军计划和营务规章。曾国藩把最初的湘勇（湘乡练勇）分为三个营（每营五百人），分别交由王錱、罗泽南和邹寿璘统领，让他们驻军长沙严格训练，再在湘乡和辰州等地招募朴实的青年农民参军，然后联合其他各支团练武装（比如楚勇和宝勇），共同组成新兴的湘军（湖南新军）。

　　曾国藩开始驻军长沙打造湘军的时候，湖南巡抚张亮基升任了湖广总督，由潘铎暂时署理了湖南巡抚，而后由骆秉章担任了湖南巡抚的职务。因为曾国藩和张亮基及潘铎共事时间较短，所以彼此之间尚且能够和平共处，但他与骆秉章共事几个月之后，双方的矛盾就不可调和了。曾国藩不仅得罪了骆秉章，而且把湖南官场上的文武大员几乎得罪光了，这里面的冲突是根本利益之争，最终曾国藩不得不黯然离开长沙，另寻他处发展去了。

　　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提督鲍起豹看来，曾国藩编练的军队就是传统的团练，只能作为绿营的补充，所以曾国藩是要完全听命于他们的。然而，在曾国藩看来，自己是奉旨办差，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他要把湘军打造成一支盖过八旗和绿营的强大新军，并以此作为抵御太平军的主要武装，因此湖南当局必须在钱粮方面提供全力支持。双方争执的根本是军饷问题，也就是钱粮问题，根据咸丰帝的指示，曾国藩是可以自筹粮饷的，可是曾国藩在湖南境内自筹粮饷，必然要侵犯湖南当局的税收和财政利益。

　　除了练兵之外，曾国藩还开办审案局，采用乱世用重典的原则，在湖南境内大力惩办土匪、会党和乱民。在审案局成立之前，湖南每年处决的犯人不到一百人，而在审案局成立之后，湖南每月处决的犯人就达数百人，因此曾国藩便混到了一个“曾剃头”的名号。就客观情况来讲，审案局办案超越了正常的行政机关和司法程序，存在着滥杀无辜和草菅人命的嫌疑；但从另一方面来讲，审案局重拳出击有助于肃清湖南境内的匪患，并大力抑制了乱民依附太平军的趋势。曾国藩成立审案局，对于湖南的军政形势有利，但是同时剥夺了湖南各级官员审理刑事案件所能得到的“人情费”，因此令包括长沙知府仓景恬在内的多个官员都对他切齿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