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得罪了整个湖南官场,因此湖南各级官员都不买他的账,在经费和钱粮方面对他多有掣肘,因此他在长沙的处境十分尴尬。没有经费就没法练兵审案,为了筹集到必要的经费,曾国藩不得不对湖南境内的大户士绅勒令强捐。湖南的富翁们都很清楚,一旦太平军攻陷了本土,如果没有一直强劲的军队来与之抗衡,那么自身的财富乃至性命就会灰飞烟灭,因此从理性上来讲他们也该捐献军饷。但是,人都是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的,每个人都想着让别人出钱来保卫自己,这就给曾国藩的筹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阻力。为了杀一儆百,曾国藩下令抓捕了湖南官僚首富陶澍的公子陶桄,逼令陶家捐纳重资。左宗棠作为陶桄的岳父和曾国藩的举荐人,他亲自出面向曾国藩提出,要求立刻无条件释放自己的女婿。谁知曾国藩此时太缺钱了,他坚持让陶家人先交钱而后才肯放人,这就把左宗棠也给得罪了。
曾国藩得罪了整个湖南官场,也让自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树立起自身的威信,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拉拢和保举了满族将领塔齐布,二是弹劾并罢免了另一名清将德清。塔齐布是个难得的将才,英勇善战且治军严格,他与曾国藩十分投缘。曾国藩拉拢和保举了塔齐布,就把他引入了自己的阵营,从而增强了自身实力,还能借以取得清廷的某种信任。德清是个庸碌无能的将领,他在太平军入寇之时只知率部溃逃,并在战后隐瞒了败绩。曾国藩弹劾了德清,清廷就将其撤职查办了,从而曾国藩敲打了湖南官场,也彻底得罪了提督鲍起豹,因为德清是鲍起豹的铁哥们儿。
鲍起豹是湖南提督,他手握绿营统兵大权,曾国藩处置了他的铁杆部将,他便要采取报复性行动了。鲍起豹为了对付曾国藩,便指示绿营兵殴打曾国藩的属下,曾国藩向鲍起豹交涉此事,鲍起豹便把肇事者交给曾国藩处置。曾国藩把肇事的绿营兵关押了起来,鲍起豹随即指示大批绿营兵包围了曾国藩的官署,曾国藩想杀掉这名绿营兵又怕遭到报复,想放掉他又怕手下不干。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之际,一群绿营将士冲进了他的官署,把肇事绿营兵给抢走了,还打伤了他的几名部属。曾国藩派人去请骆秉章出面处理,骆秉章不但不处理闹事的绿营兵,而且要求曾国藩做出让步。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低头认输了,他很清楚自己必须要率部离开长沙了。
曾国藩在长沙驻军半年,就再也呆不下去了,因为经过这场严重冲突,他的威信已经扫地;如果上奏朝廷处理,朝廷也未必会站在他这一边;如果继续留在长沙,那么新的冲突还会发生,到时他的小命就不保了。可是,如果离开长沙,又该何去何从呢?此时衡州(即今衡阳)一带的匪患日渐猖獗,曾国藩便趁机上奏清廷,请求率部移防衡州剿匪。在接到了朝廷的批复之后,曾国藩率领所部将士,灰溜溜地撤出长沙转赴衡州。
日期:2013-12-29 19:36:09
第三节 移防衡州
曾国藩率部转赴衡州,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看,就会认为这是他怕了鲍起豹。其实事情不是那么回事,绿营军在搞内斗时咄咄逼人,在迎战太平军时就不中用了。曾国藩之所以不跟鲍起豹火并,是因为他不想把力量消耗在内斗上,而要不遗余力地壮大自身实力,为迎战太平军做准备。而且曾国藩移师衡州之后,还有一个重大好处,那就是当地州府官员没人能与他争锋,他在筹措粮饷和招募军队时所遇到的阻力就小得多了。
曾国藩移防衡州,还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剿灭本地的匪患。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选派手下大将王錱,率领所部精锐军力,一举荡平了盘踞在衡山和耒阳、桂东一带的土匪和会党。此时王錱是曾国藩手下头号大将,史书上说他带兵打仗“驭下极严且严而又恩”,所以他深受将士们的拥戴,从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战果。王錱只是秀才出身,他的政治地位比曾国藩低得多,但他自认是个军事专才和大才,而曾国藩不过是个文官,因此他要壮大实力并自立门户,这样一来俩人之间的关系便恶化了。
王錱在出征打仗期间,一面招兵买马一面招降纳叛,迅速把手下军队扩充到三千人。曾国藩对此是很不满意的,因为王錱作为将领在扩大实力的时候,并未征得他这个统帅的首肯。此时曾国藩手下只有一千多人,而他的部将王錱手下却有力三千兵马,长此以往曾国藩何以控制和指挥王錱呢?再说,此时曾国藩初到衡州,所能筹到的军费和粮饷十分有限,而筹款本身又十分困难,怎么可能全部用来供王錱养兵呢?
曾国藩对王錱十分不满,却又不能惩治对方,因为王錱一连取得了几场胜仗,正处在春风得意的阶段。可是,曾国藩又不肯放任王錱的膨胀,他便在军饷上为难王錱,并到处散布不利于王錱的言论。曾国藩的目的并未达到,因为王錱向湖南巡抚骆秉章要到了足够的粮饷,而且曾国藩的老友刘蓉还出面制止了他攻击王錱的言行。骆秉章之所以愿意支持王錱,正是因为王錱出身低微,所以容易操纵和控制。并且,以骆秉章为首的湖南官场,正打算借支持王錱来抵制曾国藩。刘蓉之所以要替王錱讲话,是因为他认为曾国藩在对待王錱的态度上不够豁达,显得心胸狭窄缺乏容人之量。
曾国藩为了压制王錱的发展,便亲自出面找到骆秉章,指出王錱的军队属于湘军团练,而不属于绿营兵,所以不应接受湖南省财政的拨款,而应该按照咸丰帝的旨意自筹粮饷。骆秉章无意支持曾国藩,但曾国藩与他级别相当,因此他便做了一些细微的让步,同意把王錱的队伍缩编为两千四百人。曾国藩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打压王錱,是因为他不允许在湘军体系之内,有人挑战他的统帅地位,他要全权掌握湘军的发展。这是曾国藩与王錱反目的开始,从此他们便分道扬镳了,最终王錱因失去了曾国藩的奥援而命丧沙场,但是他的军队却保留了下来。
曾国藩在打压王錱的同时,也没忘大力发展嫡系势力,他一方面积极筹措粮饷,另一方面拼命扩军备战,在半年之内就把湘军发展到一万七千人的水陆大军。曾国藩招募的湘军,主要是湖南各地朴实的农民,他们没有八旗和绿营兵身上的油滑之气,而且相互之间以亲族和乡谊为纽带,所以在训练和作战时能够共同进退。另外,曾国藩还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奖惩制度,来保障良好军纪的形成,使这支新兴军队成为一支令行禁止的雄狮劲旅。曾国藩亲自编写的让湘军传唱的《爱民歌》,成了后来练兵家所普遍继承和发扬的精神规范,比如袁世凯的《大帅练兵歌》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据此改编的。
曾国藩之所以要大力发展水师,是因为他认识到太平军盘踞的江南地区江湖密布,要想战而胜之必须水陆配合作战。为此,曾国藩不惜血本,在衡州地区打造了数百条战船,并派人前往广东购买了数百尊西洋火炮,从而取得了装备上的优势。曾国藩把陆军主要交由塔齐布率领,而把水师交由褚汝航和彭玉麟率领,命令他们严格开展实战演练,为将来北上迎敌做准备。曾国藩在衡州练兵的时候,太平军正在北伐和西征,他们一路攻略中原和两湖要地,令清廷上下惊恐万状。于是,咸丰帝命令曾国藩率军北上,参加围剿太平军的战斗。可是,曾国藩抵制了咸丰帝的命令,他要把湘军练好再出战,以收马到功成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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