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吏治难以整顿之外，民政也是一大难题，由于本地达官显贵多如牛毛，他们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也是常见；而且更为严峻的是，一旦遇到水旱灾荒年份，减免赋税和赈济灾民就成了重大课题。公元1871年初夏，北方下了一场七十年不遇的罕见大暴雨，直隶成了重点灾区，永定河多处决口，卢沟桥下的石堤也被冲毁，全省的房屋、牲畜和庄稼几乎全部被淹没，数千万人口处在危险和饥荒之中。

　　除了内政之外，对外关系也是十分棘手的，如果李鸿章把淮军大量布防在天津一带，那么势必引起列强的反弹；可是如果不能防守好渤海沿岸，那么随时都有可能在遭受外敌入侵时无力抵抗。李鸿章虽然比较懂洋务和外交，也与列强各国之间的关系不错，而京城的清流派们却以整天反洋爱国为幌子，净干些掣肘国家大政和挑衅中外关系的勾当，令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员十分头疼。
　　在李鸿章面临的这三项难题中，对他困扰最大是赈灾问题，直隶数千万民众都泡在水里，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是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假如处置不当必将引发重大动荡，到时连朝廷的安危都无法保障了。为了解决这场灾荒，李鸿章穷尽了全部心血，他先是截留漕运粮食十万石救灾，而后从直隶藩库拨出三十万两白银，还从军费中挤出来三十万两白银，最后冒险截留了京官们的五万俸银，用这些钱去外省购买粮食赈济灾民。

　　李鸿章通过赈灾救活了一方百姓，维护了辖区的安全与秩序，从根本上维护了清朝的利益，从而在直隶站稳了脚跟；但他同时也得罪了不少体制内军政大佬，还冲击了那些打算趁机并购土地的地主们的利益，因此受到了一些人的攻讦。李鸿章只有先解决这场灾荒，才有机会腾出手来处理其他内政和外交事务，这场涝灾是对他的一场重大考验，而他顺利通过了这场考验。
　　李鸿章的努力和成绩得到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等人的赞赏，也赢得了部分朝廷重臣的钦佩，工部尚书毛昶熙提出裁撤三口通商大臣，由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全权负责中国北方沿海的防务、洋务和外交。毛昶熙的意见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从而李鸿章成了更为显赫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也逐步把署衙从保定迁移至天津，全力统筹泛渤海湾（辽宁、直隶、山东三省沿海）的军事防御，后来的北洋水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

　　在处理天津教案期间，曾国藩曾经问李鸿章：你看我们该如何与洋人打交道？李鸿章是这么回答的：我们可以跟他们打“痞子腔”。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回答不以为然，他这么教训李鸿章道：洋人也是人，我们应该以血诚待人，而不可偷奸耍诈。李鸿章不敢当面与曾国藩顶撞，可他在内心深处是不认同曾国藩的这套理论的，他认为这套理论是迂腐守旧的，无助于解决对外交往中的难题。
　　别管怎么样，李鸿章因处理天津教案走向了事业上的更大成功，曾国藩却因此案饱受国人和乡人的攻击。在天津教案之后不久，曾国藩就因“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而病倒了，公元1872年他便死在了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曾国藩死后，李鸿章悲痛万分，因为是这位恩师成就了自己的功名利禄。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挽联，对于曾国藩的评价是极高的，对于他与这位恩师之间的关系也是重点强调的，他这幅对联的内容是：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曾国藩死后，他的武英殿大学士的职衔由李鸿章继承了；两年后清廷又升任李鸿章为文华殿大学士，他便成了虚职最高的大臣。在清朝的官制体系中，文华殿大学士有宰相之名，而首席军机大臣有宰相之实。因此，李鸿章虽然爬山了最高的官位，却没能成为真正的宰相。但是，慈禧太后需要有人来牵制恭亲王奕这个真正的宰相，为此她便不断扩大李鸿章的权限，从而李鸿章逐渐成为满清王朝第一重臣。

　　日期：2013-12-29 20:15:45
　　第三节　保护华工

　　自从晚清的大门被列强打开之后，各国在中国沿海沿江地区除了经商和传教之外，还招收和诱骗中国民众去南美务工。当时在南美各国的劳工中，有两个比较大的族群，一个是黑人奴隶，另一个就是华人劳工。当时流落到美洲的华工，主要从事开矿和筑路等重体力劳动，在当地饱受奴役和压榨，甚至往往会死于非命。由于黑人奴隶的反抗和逃亡，秘鲁政府通过了《解放黑奴法令》，从而该国将需要更多的华工。截止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在秘鲁的华工达到了十余万之多，他们时常联合向清廷总理衙门邮寄求救信和控诉书，将他们在异国他乡遭受的非人待遇告知本国政府。

　　如何处理中方驻秘鲁劳工的求援问题，成了清廷必须表态的重大事项之一，假如清廷坐视本国同胞被外邦残害，那么大清国将何以在世界上立足呢？假如清廷竭力保护本国劳工的权益，那么又将如何对待远在天涯的秘鲁当局呢？清廷缺乏处理涉外事务经验，主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也不知该如何应对，慈禧太后便把此事委托给了李鸿章。李鸿章作为满清重臣和华夏子弟，他对驻外同胞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因此他发誓要为秘鲁华工讨回公道。

　　公元1873年，秘鲁与日本签订了友好条约，秘鲁政府的全权大使葛尔西耶随后来华，他打算也与清朝签订友好条约，并从中国继续招募华工。葛尔西耶先是去了北京总理衙门，清廷把这个球踢给了李鸿章，葛尔西耶便赶赴天津与他相见。葛尔西耶早就听说李鸿章向来对外国友好，便代表秘鲁政府提出应使在华招工合法化，这就给了李鸿章敲打他的机会和由头。李鸿章拿出华工邮寄回国的《诉苦公禀》，摆出了大量的实例，证明秘鲁政府和雇主对广大华工的残害和折磨，要求秘鲁方面送还全部华工。

　　葛尔西耶没想到李鸿章这么强硬，他先是狡辩说秘鲁未曾亏待华工，而后又请各国驻华公使出面调解，任凭他上蹿下跳都没能说动李鸿章。各国公使虽然在国家利益上倾向于支持葛尔西耶，但是他们也对秘鲁华工的遭遇深表同情，所以也就采取了折中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之下，葛尔西耶便又折回北京，打算绕过李鸿章与清廷订立友好条约。李鸿章已经成为清廷最为重要的大臣和涉外问题专家，而且他的主张维护了清朝的尊严和华工的利益，所以慈禧太后仍然让葛尔西耶来找他。

　　从公元1873年到1874年，历时一年多之久，葛尔西耶与李鸿章经过多轮会谈，总是闹得不欢而散。葛尔西耶除了请英国公使等人帮腔之外，还以各种外交压力相威胁，李鸿章始终不为所动。葛尔西耶肩负着与中国订立友好条约的使命，最后他对李鸿章实在没招了，才与中方签订了《查办章程草案》，在保护华工方面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签署这份文件并不容易，假如不是李鸿章的一再坚持，葛尔西耶是绝不会同意切实保护华工的，因为如此一来秘鲁政府就多了一项重要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