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4年，经过李鸿章与葛尔西耶的进一步争论，虽然未能撤回秘鲁华工，但是《中秘查办华工专条》终于签署了。在这项文件中，两国政府就保护华工的细则做了规定，从法律上保障了秘鲁华工的人身安全和劳动条件。随后，李鸿章才与对方签订了《中秘友好通商条约》，从原则上确定了两国外交和通商关系。这两份条约都是草案，也就是说要等来年秘鲁派人来换约之后才能生效，而这一年算是对秘鲁当局的考验期，李鸿章要在这一年内派人去调查秘鲁华工的生活境遇有无改变。

　　李鸿章选派的代表是陈兰彬和容闳，这两人专门抵达秘鲁各地，对当地华工的处境进行详细调查。经过陈兰彬和容闳的调查，李鸿章发现，之前他与葛尔西耶签署的条约等于废纸，秘鲁当局仍然未能有效保护广大华工的合法权益。公元1875年，秘鲁政府选派大使艾勒莫尔来华换约，李鸿章与他见面之后就勃然大怒，把陈兰彬和容闳调查得来的照片和文字出示给他，严厉斥责秘鲁政府言而无信。李鸿章与艾勒莫尔吵得不可开交，无奈之下李鸿章让丁日昌代替自己与对方谈判，但是自己仍然在幕后主导一切，坚决要求秘鲁政府遵守前约。

　　经过几番较量，艾勒莫尔总算领教了李鸿章的厉害，他被迫代表秘鲁政府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秘鲁当局将严格遵守《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切实保障秘鲁华工的合法权益。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从此在秘鲁的华工们的生活境遇有所改善，虽然未能完全脱离当地雇主的剥削和压迫，但是有了基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后来，在清廷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由于秘鲁政府放松了对该项条约的执行，大清国还曾派遣军舰前去威慑秘鲁和保护华工。

　　李鸿章对于保护华工一事的态度是一贯鲜明的，他就是要让清朝政府把它对广大子民的保护普及到每一个人，要让在海外的华人子弟对祖国抱有归属感。李鸿章与秘鲁大使签订的《中秘查办华工专条》，是世界近代史上第一部保护华侨的条约，对于保护华工具有重大奠基意义。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李鸿章在对外立场上是如何的软弱，其实那往往是我们的错觉。由于国力不如人，李鸿章的确有时表现过对外妥协态度，但他无时不在设法通过富国强兵来与列强相抗衡。

　　日期：2013-12-29 20:16:16
　　第六章　洋务运动
　　第一节　参与洋务
　　在晚清洋务派中，中央以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为代表，其中在洋务运动方面功业最大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到底为晚清的洋务运动做了多大的贡献，笔者很难做出详细说明，因为他在这方面的功业涉及军用和民用两个系统，在开办实业、开矿、筑路、造船等一系列活动中创造了近代中国四十多个“第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也是难以一一说明的。

　　李鸿章是最早主张开展洋务运动的官员之一，他在写给恭亲王奕及总理衙门的三千言书信中，不但详细讲解了蒸汽机的工作原理，而且对涉及到的物理学和数学知识做了说明，还抨击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盲目守旧，以及指出日本学习西学之后的成就。李鸿章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引起清廷对于开展洋务运动的重视，打破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念，从而通过洋务运动来使清朝走向富强和近代化。李鸿章这封信虽然受到了一些顽固派的攻讦，但是也受到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一些开明大臣的赞赏，洋务运动的兴起与之是具有密切关系的。

　　然而，李鸿章的远见卓识并未能完全付诸实施，因为满清王朝的顽固守旧决定了这一点。比如，李鸿章指出清朝要在洋务方面超过日本，可是国人皆以为日本是蕞尔岛国不足为惧；李鸿章认为应该在科举方面另设制器一科，连一向开明的恭亲王奕都未敢公开表示赞成。在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攻击洋务派时，曾国藩是首当其冲的，而李鸿章是坚定地站在曾国藩一边的。
　　李鸿章是个更加务实的人，他不屑于与顽固派进行过多的争论，也不公然与之决裂，而是踏踏实实地在辖区做他的事情。比如，李鸿章在上海设立的广方言馆，其实与恭亲王奕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京师同文馆受到了顽固派的猛烈攻击，而上海广方言馆却几乎没有招致反驳；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李鸿章偷换了概念，时人开始以为广方言馆就是研究国内各省的方言的，而不是翻译中外文字的。

　　李鸿章最初与曾国藩一样，都是专门发展军事工业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运行，他发现仅仅发展军事工业是入不敷出的，要想有所盈余和筹集经费就必须大力发展民用工业。李鸿章大概是当时中国最早发现市场力量的大人物，他在研究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的缘由时，发现了人家商品经济发达的奥秘，这比器物层面的改良上了一个台阶和层次，但是并未上升到制度层面。关于李鸿章主持办理的洋务事业，笔者将分军用和民用两节进行讲解，并尽量从中写出这些活动的意义和局限，从而有助于大家更清晰地认识那段历史。

　　日期：2013-12-29 20:16:44
　　第二节　军用工业
　　李鸿章最初介入洋务运动，是从公元1862年他率领淮军挺进上海开始的，当时李秀成率领大军攻打上海，并且李秀成的部队装备了洋枪洋炮，假如李鸿章不能让淮军在装备上盖过李秀成的太平军，那么他是守不住上海的。李鸿章在广大上海士绅的资助下，购买了大批洋枪洋炮，不只用来装备淮军，而且还拨给湘军使用。当时曾国藩虽然创建了安庆军械所，但他在对待洋务的思想上远不如李鸿章开明，他动不动就弹出“在人不在器”的老调，后来在实战中发现了先进武器的威力才改换了观点。

　　李鸿章最初选择了购买军火，而非制造这些先进武器，是为了快速满足镇压太平军的军事需要。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李鸿章逐步意识到仅靠购买武器不是办法，因为这会加深对列强军火商的依赖。为了依靠自身力量，长期为淮军供应军火，李鸿章选择了学习西方先进工艺，自行制造枪支弹药。公元1862年10月，在上海形势初步稳定之后，李鸿章便委派韩殿甲组织了一批技工人才，在上海生产炸药和雷管，这是李鸿章开办军工企业的先声。

　　公元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设立了洋炮局，委派英国人马格里和中国人刘佐禹共同负责，主要生产炮弹外壳。随后，李鸿章又在上海创设了短炸炮局和新式炮弹局，这两局和松江洋炮局合称上海洋炮三局，由洋务人才丁日昌负责。上海洋炮局生产的火炮体型较小，但是工艺比较先进，而且每月都可以生产处万发炮弹，从而在战场上帮了淮军的大忙。在上海洋炮局制造武器的过程中，他们虽然采用的是西式工艺，但是一般不雇用洋人技工，而是由中国工匠学习西方先进工艺，从而保证了该企业的对外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