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这么为自己的晚年做打算的：由于中法战争破坏了她的五十大寿，所以她要为办好六十大寿的万寿庆典做准备；等光绪帝亲政之后，她就退居二线在幕后操纵朝局，为此她要重新修建颐和园。慈禧早年更加钟意的是圆明园，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彻底烧毁了这座皇家万园之园，重修起来要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大清财政承担不起的，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改修圆明园附近的颐和园了。

　　慈禧太后要修颐和园，便任命醇亲王奕譞作为该项工程的总监督，醇亲王奕譞作为光绪帝的生父，他巴不得自己的儿子能够早日亲政，所以他非常希望慈禧太后能够早日离开皇宫大内移居颐和园，从而他对于做好这份差事是不遗余力的。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醇亲王奕譞再玩命也没用，因为大清的财政十分拮据，每年的盈余都十分有限，他从户部要不来多少银子，只能自己想办法。
　　慈禧太后之所以让醇亲王奕譞负责修园子，就是因为她认为他能想出办法来，为什么呢？因为醇亲王奕譞的本职是海军衙门总理大臣，他可以从海军经费中抠钱，然后挪用到颐和园工程上来。挪用海军经费，这将导致大清的海防空虚，从而威胁到清廷的江山社稷和国家的安危；但是如果不挪用海军经费，又实在凑不够颐和园工程款。醇亲王奕譞在左右为难的时候，他想到了海军衙门的实际负责人李鸿章，便找李鸿章商量办法，俩人商量的结果是：先挪用部分海军经费充当工程款，其余的以“海防捐”的形式凑齐。

　　关于颐和园工程款占用海军经费一事，有这么几种说法：有人说当时大清的岁入是几千万两白银，所以挪用工程款对北洋水师的影响不大，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大清虽有几千万两白银的岁入，但是每年各项财政支出也很多，军费、官俸、洋务经费和赈灾粮饷这都是钱，几百万两白银对于北洋水师来说就是生命线；还有人说慈禧太后为了修建颐和园挪用了三千万两的海军经费，这种说法也是不靠谱的，首先修建一处园子的工钱和料钱外加回扣以及各项费用也不会达到几千万两，其次就算有人贪腐也不敢开这么大的口子，最后假如真花了这么多钱那会导致大清财政破产。

　　别管怎么样，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经费，令李鸿章在维护北洋水师和购买炮弹时捉襟见肘。除此之外，时任户部尚书帝师翁同龢也多方掣肘，因为当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弹劾过其兄翁同书，所以他怀恨在心，利用掌管户部的职权，故意克扣和停发海军经费。李鸿章本来没把翁同龢放在眼里，但是翁同龢是同治和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的背后是皇帝，所以李鸿章不得不有所顾虑。翁同龢本来是一名威望较高的清官，但他因私怨而废公事，对于制约北洋水师的发展是难辞其咎的。

　　李鸿章本人也是一名贪官，他并不像曾国藩那样清正廉洁，而是一生醉心于功名利禄，平时生活条件和习惯也十分奢华。至于李鸿章有没有挪用海军经费，历史上没有记载，笔者也就不好妄自评说；但是，就其任用私人和放纵军纪来讲，他对于北洋水师的衰败也是负有直接责任的。关于李鸿章的富足，翁同龢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是合肥人）。为了针锋相对地回应翁同龢，李鸿章说了这么一句话：司农常熟世间荒（翁同龢是常熟人）。平心而论，翁同龢的话虽有讥刺意味，但是大体是属实的，而李鸿章完全就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了。

　　除了上层贪腐之外，北洋水师的广大官兵也糜烂得一塌糊涂，他们所缺少的不仅是经费和炮弹，更重要的是良好的管理秩序以及对于军纪军规的遵守。对于北洋水师的管理，李鸿章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他任命的提督丁汝昌不通晓水师事务，所以颇受以刘步蟾为首的管带们的轻视。另外，各级军官中福建人居多，他们形成了北洋水师中第一大帮派，更是不把丁汝昌放在眼里，当然也就不把《北洋水师条例》当回事了。

　　北洋水师腐化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呢？笔者可以讲个大致情景，在海军基地刘公岛上，遍布着几十家妓院、烟馆和赌场，广大海军官兵整日抽大烟、推牌九、玩女人，完全放松了海战训练，甚至连军营门口的站岗放哨值勤工作，他们都花钱找临时工顶替。水师后勤和装备部门的贪腐，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他们竟然把买炮弹的钱都拿去赌，把李鸿章好不容易弄来的经费揣进自己的腰包。为了捞外快，北洋水师竟敢用军舰走私紧俏商品，连海关和巡防营都不敢查问。在这种风气下，广大基层士兵当兵就是为了吃饷，他们丝毫不懂得爱惜军舰和火炮，竟然在旗舰火炮上晾晒衣服。日本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曾经派遣军事间谍前来刺探情报，当他了解到北洋水师的实际运行状况后，就马上断言该水师不足为惧，若中日开战则中方必败无疑。

　　日期：2013-12-29 20:25:43
　　第十一章　甲午战争
　　第一节　战争爆发
　　截止到公元1894年，李鸿章已经在直隶总督任上干了二十四年了，而且他担任北洋大臣一职也有二十年之久了。用天干地支纪年法计算，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这一年因朝鲜问题中日之间爆发的战争史称甲午战争。甲午战争改变了满清王朝的命运，也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至此晚清历史上演了一出悲情大剧，洋务运动也基本宣告结束。

　　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是朝鲜东学党起义，但根本原因是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国力的增强，以及晚清帝国的持续衰落。当时的日本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的经济基础，也确立了君主立宪政治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并完成了针对朝鲜和大清的战争准备。如果说二十年前日本借琉球问题入侵台湾算是一场演练，十年前在中法战争中派人观摩算是一次学习，那么这次日本是对清国动真格的了。

　　日本磨刀霍霍针对中国的时候，清廷正在忙于内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与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开始了明争暗斗。自从公元1861年咸丰帝驾崩热河时起，慈禧太后无时无刻不再把夺取和保守最高权力作为首要政治目标，她通过联合恭亲王奕发动祺祥政变，处理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八大臣，后来她又打压了恭亲王奕的势力，在同治一朝和光绪帝继位前期牢牢地把握着皇权。但是，随着光绪帝的成年和大婚，群臣中关于奏请皇帝亲政的呼声不断高涨，慈禧太后不得不从形式上准许皇帝亲了政，但是她并不放弃对军国大事的裁决权，所以帝后两派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了。

　　满清王朝的文武大臣，大多是后党的成员，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帝党。当时的帝党成员除了光绪帝本人之外，能量最大的一个人物就是翁同龢，他是两朝帝师，历任工部、刑部、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和协办大学士，他的好友汪鸣銮和门生张謇等人自然也就加入了帝党集团。另外，珍妃和瑾妃的胞兄志锐，她们的老师文廷式，自然也属于帝党的组成部分。还有，“后清流”（前清流以李鸿藻为代表，后清流以翁同龢为代表）的其他人物，比如黄绍箕和丁立钧、沈增植等人，也都加入了帝党。这些人大都是文官，他们手上没有武装力量，为了与强大的后党相抗衡，他们便积极拉拢硕果仅存的湘军大佬刘坤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