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2-19 08:52:33
　　五十、胡惟庸从小树渐至遮天蔽日引杀身之祸
　　杨宪和汪广洋身败名裂，胡惟庸却稳步前进，在中书省一干就是十年，期间还独相数年，它的稳健代表了淮西集团的稳健。
　　胡惟庸，定远人，在和州归附朱元璋，虽然参加革命时间很早，但表现并不突出，先后出任宁国主簿、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等职，战争年代重文轻武，刘基、汪广洋等人尚且不能与诸将相提并论，作为地方官员的胡惟庸更是微不足道。
　　吴元年，胡惟庸的仕途发生了转折，他通过贿赂定远老乡李善长从地方调到中央部委工作，担任太常寺卿，太常寺原本只是个分管礼仪祭祀的清水衙门，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明朝建立之初，各种典礼、祭祀、赏封活动繁多，胡惟庸的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主持这类工作的是大管家李善长，这使得两人有机会可以紧密勾结，在工作中，胡惟庸得到李善长的青睐，并逐渐成为他的亲信。

　　洪武三年，胡惟庸坐上直升飞机从清水衙门太常寺调入权力中心中书省，这显然是李善长运作的结果，这一动作的用意是让胡惟庸代替李善长参与中书省的工作，这样李善长既可以发挥作用，又不至于因手握大权威胁到朱元璋的地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有了胡惟庸这个替身后，李善长就可以放心退休了，洪武四年，李善长正式退休，而且是“裸退”，不再担任中书省左丞相的职务，转为全力支持胡惟庸，在李善长的指点下，胡惟庸的工作可圈可点，职务也不断攀升。
　　随着职务的升高，胡惟庸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原先谨慎做人，勤奋工作，得到朱元璋的肯定（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时间长了就放松自我教育，不法行为时有发生，犹其是在洪武六年到洪武十年独相期间，有些生杀予夺的大事自作主张，不奏报朱元璋，各部门的奏章胡惟庸都先看一遍，对自己不利的就压下不报（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官场上的失意者和野心家纷纷走他的后门，以求进步。胡惟庸借机大敛钱财（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

　　胡惟庸经济上的腐败与工作上的不法行为并驾齐驱，他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完全是仗着有李善长撑腰。为了使自己更加安全，胡惟庸夯实了与李善长的关系，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两人遂成为间接的亲家，胡惟庸还和淮西勋贵其他成员来往密切，巩固了自己的人脉基础，这样一来，胡惟庸俨然成为淮西集团在朝中的代理人，权倾一时。
　　这时又有天降祥瑞，胡惟庸在定远的老家的一口井中突然长出石笋，高出水面数尺，一些小人借机大肆奉承，更有拍马屁的人说看到胡惟庸祖父三世坟上夜里放光，象征大富大贵，胡惟庸听后十分得意。
　　这些事情都被巨目如烛的朱元璋看在眼里，胡惟庸权势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绳索也越收越紧，胡惟庸一手遮天的日子快要到头了，而他却不自知。
　　洪武十年六月，朱元璋开始抱怨他的视听系统不灵，他对群臣训话：“凡是清明的朝廷，都是上下相通，耳目相连；凡是昏暗的朝廷，都是上下隔绝，聪明内蔽。国家能否大治，其实和这点有很大的关系。我经常担心下情不能上达，因此不能知道治政的得失，所以要广开言路，以求直言。”
　　一个月后，朱元璋设置了通政司，规定“凡在外之题本、奏本，在京之奏本，并受之，于早朝汇而进之”，这个新的通政使司的横空出世，是朱元璋在制度上削弱相权的开始。

　　以往所有奏章都先进中书省，一般的小事就由中书省直接处理了，宰相给出意见后发往六部以及大都督府和御史台等各相关职能部门，若是大事，再呈给皇帝裁决。所有奏章都不能直接呈给皇帝，什么东西能让皇帝看到什么东西不能让皇帝看到，都由中书省来决定，这就是宰相制度最大的权力所在，也是朱元璋最不能容忍这个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设置通政司后，所有的奏章转由通政使司收纳处理，中书省处理公文的职能被剥夺了。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又对六部训话：“做皇帝的人深居独处，能明见万里，主要是由于他兼听广览，了解民情。胡元之世，政令都出于中书省，凡事必先关报中书，然后才奏闻给皇帝，元朝又多昏君，所以民情不通，以至大乱。这是我们要深以为诫的。”他下诏，诸司奏事不用同时抄报中书省，直接奏报皇帝即可，这样，中书省的知情权也被取消了。
　　除了制度上制约以外，朱元璋还不时对胡惟庸进行敲打，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不慎摔死，胡惟庸一气之下将车夫杀死，朱元璋得知此事后要求胡惟庸偿命，胡惟庸请求赔偿钱财，朱元璋不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