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4-10　14:48:58
　
　　五、孔子的变性手术
　　《周易》虽然被孔子作为教材保留了下来，但这却是一本奇怪的教材，因为孔子办学期间并没有教过。或者说这本书发给（如果有书发的话）学生后是新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三十多岁的孔子自己并没有将这本书看懂。而且，这时的孔校子忙得很。他要抓紧时间办速成班，组织力量斗季平子。斗争失败后，则走上了一条漫长的流亡之路。
　　士为知己者死。孔子一生都在为知己者鲁君昭公、孟僖子及其继承人卖力。都在为恢复周初的政治秩序而忙碌。但他是很不得志的，除了五十二岁那年在鲁国受到短时间的重用外，他一生都在流亡中度过。都在周游列国，到处推销他的那帖没人要的复辟牌狗皮膏药。直到近七十岁时，他才开始安静下来，承认自己的复辟梦破碎。
　　但这个就要走到生命尽头的老头依然不甘心。他要作最后的一博。他要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用文字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他希望自己的理想能由他的学生们完成。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孔先生开始违背自己办学之初只解释而不创作的标榜，“随心所欲”起来了。结果是诞生了两本新书：《春秋》和《孔氏易传》。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当时的各国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梼杌》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
　　成王年幼的时候，和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珏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到：“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这个太史。古代的史官一般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继续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再杀下去，齐国就没有太史了。
　　从这二段故事可知，史官记《春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利写《春秋》。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
　　“现在的世界都乱了套，都不按规矩出牌了。歪门邪道盛行。既有大臣把国君杀死的事发生，又有儿子杀害父亲的事。孔子害怕这种行为继续发展下去，所以就写了《春秋》这本书。”
　　或者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记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
　　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自称为“王”，孔子就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改为贬称：“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
　　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巡视——好威风啊，夹着尾巴的时候。
　　孔子的写《春秋》就是这样按自己的美好意愿篡改历史。他的这种做法有如一个本想要女孩的父亲强行给自己初生的儿子做变性手术。大概孔子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虽然是到了老来无人情的年龄，也还是说出了：“我在《春秋》中偷偷地把一些事实给改了”及“今后懂得我志向的人将是因为《春秋》这本书，而怪罪我的人也将是因为我在《春秋》这本书中篡改了历史。”
　　一个还算诚实、可爱的老头。
　　不诚实能行吗？大家都知道的事盖得住吗？能打马虎的时候也还是要打马虎的。譬如对《周易》这本大家都读不懂的书，忽悠忽悠就没有关系。
　　对，《周易》也是他在改编《春秋》的同时，选择的又一本他以为可以寄托其政治理念的载体。为了将这张王牌打好，他老人家还真是下了不小功夫的。晚年的他日夜都带着这本书。因为翻书翻得太勤，将穿书的绳子也翻断了多次。但可惜的是他依然似懂非懂。
　　“唉，这破书怎么这么难读啊。如果再给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易》就好了，那么的话，对《易》的讲解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他有一天这么叹息道。
　　但不懂也不能让自己的学生看出来，否则还怎么当老师。所以，当有一天他的学生子赣问他：
　　“老师，你也相信《周易》是本占筮的书吗？”
　　他回答说：“当然，我的功夫也还不错呢，有百分之七十的准确率。就是现在占筮技术最好的那个叫周梁山的小子不是也不过如此吗？”
　　也不知他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又以什么为标准认定其准确与否的。当然，这个比率是个进退自如的比率。因为比百分之五十概率高，又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后退的余地。当然，要检验我这个老师说的比率是否正确，那可不行。我是有理由拒绝的。
　　“我从不为别人占筮，不搞这一套。我学《周易》是从中学习有关道德的理论。占筮这类观察事物细微变化的技术是为了把它的道理弄明白。明白了道理是为了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观察到了事物的细微变化却依然不明白道理，就成了巫人。明白道理却没有去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成了史官。我自己是直接从中读出道德的，我与史家巫人虽然用的是《周易》这同一种东西，但各自达到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看这话说的，一听就让人的脚丫子都生出敬意来。
　　在孔子看来，他就是那个比巫人和史官站得更高的人。那么，孔子站得有多高呢？他又是如何从道德的角度解读《周易》的呢？他从中读出了哪些道德呢？大都记录在他及其学生们编的五本书中。这五本书就是《彖》、《象》、《系辞》、《说卦》和《文言》。
　　我们这里不去一一分析这五本书的内容了。我在此想说的只有一点：他及其学生们合编的这五本书与《周易》本义几乎是无关的，说对的地方不会超过百分之五，比中彩还难。
　　譬如《彖》和《象》两本书对六爻卦画及卦变原理的理解就完成是错误的。什么“动乎险中”、“柔上而刚下”，什么“天与水违行，讼”、“地中有水，师”等等，没有一句话是对的。《周易》的六爻卦画根本就不是由两个三爻卦画组合而成。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后面解读《周易》卦画时我们会详细解释，这里不讨论。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记住以下几点：
　　一、孔子一直是戴着“道德”牌的有色眼镜在读《周易》这本书。也正是因为他的主观意愿太强烈，所以他虽然十分努力，却依然没能把这本书读懂。而且还不懂装懂；
　　二、他认为《周易》这本书从根本上讲是一本占卜的书，而且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他晚年时与学生一起编写了《彖》、《象》、《系辞》、《说卦》、《文言》这五本书。但编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周易》，而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政治理念。说好听一点就是他自己说的：“托古改制”，就是现代人评价他的：是“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吧。其中的观念可能很好，但肯定不对，与《周易》这本书中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关系。抛开政治的因素不谈，仅就我们解读《周易》这么个学术问题而言，是有害无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