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日耳曼蛮族从基于血缘的氏族时代，发展演变进入社会群体的部族时代，对领袖的忠诚概念也进入了日耳曼人的世界。

　　早在塔西托的时代，他就对日耳曼蛮族战士对国王的忠诚赞叹不已。
　　日耳曼人通过宣誓的方式，向自己的国王，酋长，或者公爵宣誓效忠，从此为保卫国王而英勇奋战，如果背弃誓言，从战场上逃离，他就成为名誉扫地的懦夫。甚至如果国王战死，幸存下来的战士，都会背负耻辱，因为他没有尽力履行他宣誓尽忠的职责，保卫国王。
　　991年，英格兰军队被入侵的维京人击溃，统帅英军的伯爵战死。当时英格兰人已经皈依基督教，进入了文明社会，但是战后流传下来的诗歌，依然让我们看到近一千年前，塔西托所描写的日耳曼蛮族战士的价值观。
　　诗人如此唱到，我起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会作一英尺的后退，我将战死在前方。我的朋友和我的主君已经战死，我必需用我的行为洗刷任何可能指责我的言论，如果我离开战场，作为一个没有主君的战士逃回家里，我将是一个一文不值的男人。铁的剑锋和剑刃应该夺取我的生命……
　　非常显然的一个困境是，对家人的忠诚和对国王的忠诚，有时候会发生冲突的，如何解决这个困境？这就类似旧中国儒家道德伦理体系里，忠孝二义之间的关系。随着文明的发展，国王开始出现，历代的国王们，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国王们开始强调灌输，对一个骑士而言，对国王的忠诚，是高于对族人的忠诚的。但是这又是一个漫长而变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啦，对族人，对家庭的忠诚，一直固执地存在于日耳曼人的心里。

　　从后世的眼观去回顾，当时日耳曼蛮族习俗里，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暴力嗜杀倾向，这也是那个年代日耳曼蛮族贵族们的真实写照。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条是，依据当时日耳曼蛮族的价值观，靠打仗劫掠财富并不丢人，还特别光荣体面。打仗，洗劫，赚钱，这个日耳曼传统，罗马人早已经明晓。不论是西哥特人洗劫罗马，还是汪达尔人洗劫罗马，这些日耳曼蛮族战士都只要财富，合作给钱就不伤人。

　　杀人，洗劫，纵火焚烧掩盖罪行，这套流程从古罗马，到旧中国，不绝于人类战争历史。但是日耳曼蛮族偏偏是一朵璀璨的奇葩，他们以洗劫为荣，无需纵火掩盖自己的劫掠行为。
　　根据不列颠覆灭记的记载，到6世纪中期的时候，统治着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的，依旧是五个不列吞的国王，可惜的是，这五个国王全部是“邪恶的暴君”。
　　应该是550年之后，日耳曼蛮族的国王们崛起，逐个攻灭了英格兰地区所有的不列吞王国。被征服的不列吞人，被掠为奴隶，在古英文里，威尔士人，就是奴隶的意思。
　　不列吞人一部分逃去了欧洲大陆，另一部分则逃入了西部的高地地区，威尔士。

　　这个时候的日耳曼蛮族国王，大大小小，数目繁多，无法准确统计。其实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自称是“王”的。他们会称自己作“酋长”。日后英国进入中世纪文明，封建贵族制度形成，贵族中的“伯爵”Earl爵位，就是来源自古英文中的“酋长”这个词。
　　除了酋长之外，有点文化的蛮族王会称自己作“督”，也就是罗马军团的司令官，这个词之后就成为了“公爵”Duke。
　　在日耳曼蛮族的观念里，能够称王的，那要占据好大一片地盘，非常有权势，才能够敢称王。当时这些蛮族酋长们占据的地盘不过是几个乡，估计自己也不好意思称王。
　　妨碍到这些蛮族酋长们迅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日耳曼蛮族的传统。他们去世之后，领土会被孩子们平分，而且更关键的是，他们这个王的位置，都受贤人会议的把持。不见得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王位传给自己的孩子，王位是由贤人会议选举产生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一个乡长一路打拼，对手们也都是骁勇善战的日耳曼蛮族乡长，要积累出几个县的地盘，那是相当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最悲催的是，几代人的努力，都不见得有效。因为一代之后，就又是回到当初的局面啦。
　　比较现实的作法，是靠实力威吓对手，吓唬逼迫对手称臣进贡，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弱势的一方，只要称臣进贡，履行规定的臣属义务，就可以继续在自己的领土里作主。
　　在这种情况下，上主overlord的制度开始出现了，日后英国封建贵族等级阶层制度开始形成了。一个酋长，自己是领土内的主君，而在他之上，他可能又向更大的主君称臣。

　　当一个大的君主发动战争的时候，臣属于他的小君主们就各自带领着自己属下的战士一同参战。蛮族间的战争规模开始变大，领土兼并的情况开始加速了。随着控制领土的扩大，到7世纪的时候，国王们也开始出现了。
　　在不打仗的时候，国王们，公爵们，和伯爵们就和自己属下的战士们生活在一起，宴乐在一起。白天他们要练习武艺，管理领地，晚上的时候，就在自己的王庭里大摆宴席，喝酒吃肉。行吟诗人，在王庭里颂唱着奥丁战胜啦，贝奥武甫啦这些神话故事和传奇诗歌。
　　此时的战士们，常年是离开自己的妻子家人的，因为战事频繁，他们需要长期和主君生活在一起，以便随时战斗。
　　在白天的时候，君主们必须巡回视察自己的各地领土，这也是一件费劲但是重要的工作。
　　多年的战乱已经完全改变了英格兰地区的社会形态，7世纪初期时候的英格兰，已经完全不同于5世纪的不列颠尼亚啦。
　　多年的战争，疾病，饥荒和逃亡，使得英格兰地区的人口急剧下降。工商业已经几乎完全停滞了，绝大多数的城镇完全沦为了废墟。

　　此时的农民，都是日耳曼人，因为地广人稀的缘故，农村的农民们是散住在各处自己农田的中央的，不仅城镇消亡了，连“村子”这种集中居住的方式也在乡下消亡了。
　　日期：2014-01-09 18:04:45
　　正文9
　　国王或者伯爵们，会把自己的领地划分成不同的地区。每个地区的中央地理位置上，会搭建一个简陋的小屋，小屋虽然简陋，但是这却是当地的权力中心，代表着领主老爷的权柄。日后英格兰社会经济和人口再度复兴，许多乡下的村子，甚至是小镇，就有许多围绕着各地这样的小屋发展起来。
　　在这个小屋里，驻扎着一个管理当地事务的官员，考虑到贵族老爷们绝大多数是文盲，这个识字的官员，在那个年代是相当有学问的知识份子型官员啦。他负责许多方面的管理事务，乡亲们有纠纷的时候，他要作法官，当然，依据的法律就是日耳曼人的习俗法。他还要负责记录各家人的土地财产状况，因此他必需能够能读会写还能够计算，同时他也负责收税。
　　初期日耳曼蛮族的税，带有明显的“保护费”的性质，国王所提供的唯一公共服务，似乎就是“保护”，别的几乎就没啥公共服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