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汉武大帝多么贪心，也无论他多么有权势，在某一个时点上社会财富的总量必然是有限的。必须留出让全社会人继续生存的财富，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社会最底层必需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
　　然而，参与掠夺的绝非汉武大帝一个人，封建“官商”不但不靠生产就能获得财富，而且还占有了帝国绝大部分财富，此后的所有赚钱的途径都必须依附于这个强势集团。强势分利集团完全不遵守财富规则，显然，最终掠夺超出了帝国居民承受的极限，人们失去了土地、失去了工作、没有能力组建家庭，最终成为流民。
　　整个循环的逻辑是：帝国抢占富人产业→→富人把小农从土地上挤走→→封建“官商”又从土地上挤出了富人→→富人中的强者成为黑势力→→小农成为流民……
　　最终结果：国弱、民贫，唯独官富。
　　皇权一旦使所有社会资源都匍匐在自己脚下，封建官僚就会在瞬间吸干帝国的经济血液，无论皇帝、黑势力还是黎民百姓都没有力量遏制这头怪兽。武、昭、宣三朝，皇权同样以各种残酷的手段镇压官僚集团，但是，皇权始终只能依靠一批官僚去镇压另一批官僚。汉宣帝错误的执行了通货紧缩政策，为官家豪强兼并土地提供了一把货币铸造的利刃。最终，皇权丧失了与官家豪强的博弈能力，元、成、哀、平四朝，封建官僚像病毒一样吞噬了帝国整个机体。

　　正是看到问题症结所在，王莽才终其一生锐意改革，晚年更是“常御灯火至明”。他试图以货币改革掠夺豪强财富，以皇权作为强大的后盾再次将帝国扳回“耕者有其田”的轨道。只是，王莽不能、也不可能平衡官僚利益与“天下大同”理想之间的矛盾，他所有的努力都无法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于将倾。
　　西汉帝国缔造了一个“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成功地取代了西周以来的“王室-封臣”体系。与“王室-封臣”体系一样，这个统治框架也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皇权只有借助封建官僚才能统治整个帝国，但是，封建官僚自身就是一个强势分利集团，他们会借助手中的权力疯狂掠夺帝国财富。皇权根本就无法彻底遏制这种掠夺，毕竟联系皇权和封建官僚的纽带恰恰就是掠夺财富的权力。最终，封建官僚对财富的掠夺将成为帝国难以治愈的沉疴。

　　西汉帝国完整演绎了上述流程，流程的开始是“均田制”、流程的结束是普通人变成“流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西汉历代帝王甚至使用了迁涉、杀戮等极端的方式打击封建官僚，然而，所有的措施最终又都为封建官僚所利用，成为他们抢劫财富的利器。这是一个缠绕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封印，此后，无论多么伟大的王朝都将在这个封印之下灰飞烟灭！
　　日期：2012-09-21 19:40:35
　　唐朝小结：魔道相争胜者谁
　　与西汉帝国一样，大唐帝国也采用了“皇权-封建官僚-小农”的社会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中，皇权是小农最后的庇护，也是“耕者有其田”最坚定的推动者，只有出现万千“耕织结合”的小农家庭，帝国才能拥有最坚实的统治基础。
　　问题的成因就在于“皇权”与“小农”的中间环节。西汉以来的所有王朝都证明了一个道理：一旦皇权放松对封建官僚的控制，封建官僚便会寻找一切机会兼并土地，在瞬间吸干帝国财富。

　　盗亦有道，封建官僚抢钱必然有一定之规。除了胡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最有权势的封建官僚都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故抢夺别人的财富。要想抢夺财富，封建官僚就必须找到一种合法的方式。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澄清一个认知上的误区：人们往往认为，“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你耕田来我织布、你挑水来我浇园”的生产生活，能缔造一个鲁滨逊式的世外桃源吗？
　　答：绝无可能。
　　衡量一个经济体能否自给自足最关键的标志，是经济体内的生产和消费的产品数量是否一致。只要经济体内有货币存在，就绝无可能出现真正自我封闭的经济循环，真正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孕育如此丰富的货币制度，更不要说西汉的“子钱家”、唐朝的高利贷。中原大地自古就是一块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土地，甚至远比中世纪的西欧要发达的多。
　　然而，市场有很多种，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市场”。
　　——在“好的市场”中，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受到统一规则的制约，因而人们对市场交易结果有稳定的预期，市场运行没有什么隐性的成本。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不再依靠个人声誉进行交易（impersonal transaction），经济运行中的最强势者（通常是国家）为所有交易提供了最后的执行保障，买卖双方甚至不一定识对方。比如，今天你把一大笔钱存入银行，可能转眼就会忘记刚才银行员工的长相，这在农耕社会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诺斯和奥尔森都把英国崛起的成因归结于此，英法战争之前，光荣革命使得英国王室逐渐退出商业领域，在金融市场上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同时代的法国王室却没有作到这点。在后来的英法战争中，英国王室通过发行国债征集大量军费，投资者却根本不相信法国王室，因为它的权力弗远无界，可以忽视一切许诺。

　　——在“坏的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个强势群体，这个群体有可能掌握绝大多数社会资源，也有可能具备调动绝大多数社会资源的潜能，正是因为如此，强势群体可以忽略一切必要的规则，也可以在交易中不遵守任何承诺。既然其他社会成员既无法避免与强势群体交易（资源大多在强势群体手中），就一定会在交易中被剥夺，从而整个市场变得缺乏效率。比如，19世纪托拉斯掌握了美国社会绝大部分资源，12％的人拥有全美财富的90％。当时的一本畅销书《城市之羞》为我们记述了这样一个时代：一面是辉煌的大工厂，一面是肮脏的贫民窟，一面是光鲜的托拉斯总裁，一面是妓女和童工，此外，种族歧视、妇女歧视、对工人残酷的压榨、肆无忌惮在药品中作假……。据《城市之羞》的作者斯蒂芬斯自己说，书中内容都是经过亲自实地考察且“往往是历经生命危险”才写成。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也具备“坏的市场”的特征。与周朝、晋朝、三国、南北朝相比，西汉、唐朝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帝国调动资源的能力是之前其他朝代无可比拟的。正是利用这种调度资源的能力，封建官僚才获得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权，在这种权力之下，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天下无不可夺之财，权力大的有大财富，权力小的有小财富。

　　真正的财富生产者——小农，没有财富。
　　日期：2012-09-21 20:58:48
　　在农耕社会，土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有效的财富象征。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唐玄宗才颁布了史上最为严厉的土地买卖禁令：无论何种原因，任何人不准买卖天下土地！只有禁绝了土地交易，才能彻底斩断封建官僚蚕食农人财富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