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崇祯帝上台之后，新领导强势地打压下了阉党，可是阉党和支持阉党的人并没有彻底退出舞台。等到崇祯在煤山吊死之后，他们就一个个开始出来蹦跶了。在这里面混的最好的一个叫做马士英。
　　万历四十四年的时候，25岁的马士英通过了那一年的会试，一路顺利，三年后被派到南京的户部做研究员，之后就是不断出任地方官。初入官场的马士英和现在很多刚做公务员的年轻人一样，他四处送礼谋求升迁。可是悲剧的是，他不知道有点时候礼也不能乱送，至少不能送的那么明显，于是他被检举，皇帝免了他的职务。

　　马士英来到了南京，这时候的南京还在享受着战争前的最后繁华。无论是西北的李自成还是关外的满清对这儿都没有丝毫的影响，文人们正在这里享受着秦淮风情。马士英也是一样，他家的戏班号称是整个南京城最好的，同时他还召集了一批剑客在家谈论评点战争。在所有人看来，马士英似乎是一个文武兼容的人物，有着文人的风雅进入还懂军事。
　　等到崇祯死亡之后，马士英意识到自己的机会到了。是能够率先拥护新的皇帝，谁就将在未来的政府中占据发言权。
　　很快，在马士英的身边团结了一批人，这是一批有着野心和不甘的人。这些人之中有刘孔昭、徐弘基、韩赞周，还有外援黄得功、高杰等人。这些名字也许大家都非常陌生，可是在当时他们的权力绝对是不容置疑的。
　　刘孔昭，明朝开国谋士刘基的后代，此时负责长江防务；
　　徐弘基，明朝开国大将徐达的后代，此时负责南京城的基本治安；
　　韩赞周，先祖并不显赫，因为他是此时的内宫总管，负责内宫事务；
　　黄得功、高杰，淮北四镇中的两镇，此时手中各自有十多万军队。
　　这样的实力让马士英让马士英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有了充实的基础，他对事情的掌控一切都得心应手。
　　当时，此时从北方来的朱元璋子孙主要有三位，分别是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周王朱伦奎，最后一位基本上不用考虑，因为老周王死了之后崇祯还没来得及封新周王就死了。那么候选人也就两位了。
　　马士英选择了福王，原因很简单，福王血缘关系更近。如果熟悉明朝历史一定知道，万历曾经非常喜欢福王，一度想把福王立为太子，后来大臣们反对才作罢的。后来老福王被李自成杀死了，他的儿子却逃了出来，崇祯便将他封为了新的福王，也就是现在的福王。
　　因为福王的出生，残存在南京的东林党人是一定不会选择福王的。这群官员曾经那么反对老福王成为太子，这都是宿仇啊。所谓宿仇，就是睡了一觉醒来还能记得的仇。于是东林党人高弘图、姜曰广等开始倾向于潞王，理由也非常简单，潞王贤能。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纯属骗人。

　　东林党人也知道自己可能斗不过马士英，于是他们也开始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外援。外援，就是关键时刻才出手的人。东林党人的外援叫做史可法，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在南京所有的官员里面，只有一个职务是实权的，那就是兵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在理论上来说是负责整个南中国的防务的，可以调动境内的军队。
　　在听完了东林党人的想法之后，史可法陷入了沉思之中，也许他是看穿了潞王的实质。就在史可法还在犹豫的时候，马士英上门拜访来了。
　　（未完待续）
　　日期：2013-03-17 21:40:18

　　疯狂的内斗（2）　　
　　马士英的到来不意外，令史可法感到意外的是马士英竟然向他表示支持立贤，并且说了一大通历史上立贤而不按照血缘关系的故事。
　　马士英这是脑子被猪踢傻了吗？还是他吃错药了啊？这变的也太快了吧。其实不能怪马士英变得太快，而是他还是没有准备好，他要试探出史可法的态度，然后决定自己如何应对。这叫做随机应变！
　　史可法听马士英这么一说，心中一喜，觉得大家终于团结在一起了。马大人在关键时刻还是个好同志啊。于是兴奋的史可法拿出了东林党人送来的关于福王“七不可立”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面，东林党人细心地总结出了福王的七大缺点，主要无非是一些个人品德和生活作风问题，例如不孝、好色、酗酒等等。关于这些缺点，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很客观的。

　　拿到了这七不可的理由就相当于在一场辩论赛中提前获知了对手的攻辩点，于是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马士英手下的这批人知道福王还有希望，毕竟这些都是一些小问题，没有什么致命性的伤害。于是在接下来的辩论上，马士英抱着福王血统神圣不放，这就是他们的杀手锏。
　　可是有再厉害的杀手锏也没用，实践证明了在搞纯理论辩论这方面，东林党人是不可超越的。在南京所有文武官员联席召开的会议上，东林党人仍然是大胜。这场辩论结束之后，连福王本人都对自己丧失信心了，他偷偷的离开南京跑到了现在的淮安。
　　淮安，南京城外的一座小城。在1945年的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到，如果谈判成功了，我们就把中共中央搬到淮安去，接受南京蒋介石的领导。那时福王的远走淮安也是同样的道理，他放弃了自己对于皇位的痴心之想，决定一个人静静地待在淮安接受南京新皇帝的领导。
　　可是历史有时候就是充满着戏剧性，毛泽东最后并没有去淮安，福王也是如此。
　　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有失去信心，那就是马士英。马士英知道自己通过辩论是永远没有机会了。既然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吧。

　　马士英派人来到淮安城将福王接到凤阳，然后在这儿他和淮北四镇的四十万军队宣誓了忠诚。他成为了拥立新皇帝的最大功臣。
　　史可法愤怒了，他写信强烈谴责了马士英的无耻。史可法不知道的是，对于一个无耻的人来说，被人骂无耻其实是一种享受。
　　史可法的愤怒终究是有限度的，他虽然可以号召南方的军队结合起来反对福王，可是这样做的后果无疑就是巨大的内战。愤怒归愤怒，史可法还没有失去理智。他也只能选择抗议，只是史可法抗议的方式更为奇特。
　　史可法提出让桂王朱常瀛来继承帝位，借此表明他反对拥立福王的态度。看到史可法这样做，马士英笑了，他知道自己赢定了。因为桂王此时远在广西，而福王指日之间就可以到达南京。这时候，先下手为强。
　　于是，马士英派遣1200艘战船护送福王到达南京城下，这是一种威吓。顾全大局的史可法和无可奈何的东林党人唯一能选择的就是屈服，然后接受福王登基的既成事实。198年之后，还会有一支舰队来到南京城下，那一刻，南京城被威吓住了，甚至整个帝国都被威吓住了。那时的故事已经是另一番模样了。
　　第一次内斗结束了，福王被推上了帝位，马士英因为自己的功劳成为了内阁首辅。总得来说，第一次内斗双方都还保持着克制和忍让，并没有导致武力冲突。结果也是双方都可接受的，虽然马士英成为了内阁首辅，可是东林党系列的高弘图、姜曰广也都进入了内阁。
　　就在东林党人感到庆幸的时刻，马士英却已经悄悄地发起了第二次内斗，这一次将比第一次更为激烈。

　　事情的起因在于江北四镇，这儿出事情了，并且是大事。
　　所谓的江北四镇其实就是在在长江以北的四座重要城镇，分别是庐州的黄得功、泗州的高杰、淮安的刘泽清、临淮关（濠州）的刘良佐。这四镇聚集着当时从北方战逃下来的军队，每镇都有十多万人，这时候的四镇已经有了搞分裂的趋势，虽然在名义上仍然归属南京政府。可是此时的四镇在境内全都是横征暴敛，我觉得这样的词汇都无法形容四镇军队的行为，应该用后来形容日军的那四个字：烧杀淫掠。

　　这绝对不是夸张，完全是事实。当时南京朝廷刚刚成立没有钱发军费，有钱也不会发。根据中国官场的传统，不能给钱就得给政策，因此南京朝廷给了四镇自行征收赋税的特权。可是在执行的过程就变成了公开的抢劫。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国古代军队本身就是流氓的集合体，更何况这是一群逃兵，他们更是流氓中的精华。这群此前一直在黄土高原里钻山沟的兵油子到了繁华的淮北之地是何等的兴奋，抢劫变成了公开行为，甚至四镇之中还常常因为抢劫的问题产生冲突。

　　四镇的问题很快就引起了南京朝廷的重视，因为这样的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四镇都是南明重要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在现在北方大部已经丢失的情况下。更重要的是，根据此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四镇还是反攻北方的桥头堡。如果四镇一丢，南明将失去反攻北方的机会。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意图统一天下就必须先打下淮北诸城，没有淮北诸城从南方的反击将失去任何意义。
　　既然朝廷很重视，那就去解决吧。大家开会讨论的结果认为目前问题主要在于江北四镇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中央应该特派一个高级干部下去领导江北四镇的工作。
　　考虑到四镇的领导都是爵位侯伯级别的高官，中央特派员的地位一定要高，并且要超高那种。当时的合适人选有两位，一位是马士英，新内阁的首辅，文官领袖，更重要的是，马大人还是一个有着军事经验的文官，同时四镇的长官都曾经是马大人的下属；另一个就是史可法，兵部尚书，理论上的最高军事领导人，是四镇长官的直接上司。

　　第二次内斗由此正式产生，马士英和史可法到底谁去江北指导工作？
　　（未完明天继续。这一小节有点长，毕竟是“疯狂的内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