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历来把这篇《诗经》想象成美妙的场景，描述成洋溢着歌声的田园风光，但这不会是历史的真实。这些耕奴地位比畜口还低些，他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酷的奴隶制社会中。
　　其实早在三皇五帝时代，北方牧民族南下掳掠百越先民为奴的情形就已经存在了，古籍中有三皇五帝从南方“徙”人的记载就是明证，“徙鸟夷”，“徙三苗”者是也！
　　可以想见，这些被捆绑着双手，颈上带着木制枷锁的南方土著百越先民，曾源源不断地被掳掠到黄河流域，以及黄土高原上去，成为井田中的“耦”。
　　并且这个“ou”可能原本就是南方土著民族的一个人称代词，只是被操多音节语言的匈奴复述成了“阿哈”而已。今天浙江方言土语中就有以“ou”为第一人称代词的。古代百越人自称“瓯”（读ou）还见诸记载。浙江温州还有“瓯江”，为浙江第二大河。古籍所称的“瓯”其实指整个南中国。如秦始皇曾三次发兵以征服岭南，史称“秦殴战争”，这“瓯”就指广东广西一带的土著。由此可见“瓯”并非专指古代温州人。

　　我们可以去观察动物世界，小到蟋蟀、斗鸡，大到山羊、野牛，从低级的狒狒，到高级的灵长类猩猩，同类间搏杀才是最为激烈的。同类搏杀时双方神经高度兴奋，激烈程度远超异类间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同类间的争斗搏杀最能使它们竭心尽力，这也是人类的战争为什么无比残酷的原因。可以想象出来，在远古时期，在长江流域广大范围之内，有过两大民族先民长期激烈的搏杀，但游牧民族始终处于强势一方，搏杀的结是农耕汉民族先民被驱赶到中原地区沦为井田中的“耦”。

　　儒家理论中无比美好的三皇五帝时代，无比圣明的周天子时代不可能真实的存在过，而华夏文明的曙光，确是在这种可怕的场景中出现了！
　　日期：2013-12-26 13:14:06
　　禺与耦：华夏文明的基因密码（续）

　　可以想见，奴隶主对奴隶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建造陵墓，磨制玉器，冶炼青铜都会大量消耗奴隶人口，黄土高原上不断扩大的井田规模需要越来越多的奴隶，南方土著农耕人口会被大量地，不断地掳掠到黄土高原上去。
　　游牧民族间的征服战争也会产生奴隶，战败者会成为胜利者的奴隶，游牧民族抢掠异类，也抢掠同类，被俘获的同类也视为奴仆，但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典型意义上的奴隶关系，有《魏书?高车传》为证：
　　高车在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北魏的劲敌，在争霸蒙古高原的战争中，总体上来说北魏处于强势，许多高车部落人口被拓跋魏俘掠而来，但这些游牧人口的命运与魏人从南方掳掠来的农耕人口完全不同，他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奴隶，到底是什么原因？《魏书》说得很明白：
　　“（高车）党种各有君长，为性粗硬，党类同心。至于寇难，翕然相依……（魏）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其实游牧民族都有“为性粗硬”的特点，他们迁徙游牧，居无定所，自然就“不任使役”了。游牧民族的血缘氏族观念非常强烈，虽然战败被俘，但魏人要想把他们打散分拆也不易做到，只得“别为部落”，即整体上成为魏人的属民。由于他们的氏族完整存在，他们只会是名义上的仆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奴隶。
　　如此情形在13世纪再次出现：成吉思汗建立起空前绝后的个人权威，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对那些被征服的游牧部族，大都采取拆散开来，分别归并到自己的家族名下的办法，以消弥那些能与之抗衡的部族势力，但仍然有一些游牧部族没有被成功分拆掉，“卫拉特”（《明史》记作瓦剌）就是其中之一。正是这个部族，在北元时期，趁着黄金家族势力衰落，夺取了蒙古高原的霸主地位，成吉思汗直系后裔几乎被卫拉特人杀戮殆尽。后来黄金家族残余虽然夺回了政权，但在整个明代，卫拉特人始终把持了“太师”位置，保持着与成吉思汗家族共同执政的显赫地位。进入清代，这个卫拉特又藐视清朝（清史记作“厄鲁特”），并与清王朝发生长期战争。

　　卫拉特血缘氏族联盟当时没有被打散，显然不是成吉思汗不愿拆散他们，而是他们“为性粗硬，党类同心”，难以被拆散的缘故。拆散都不易，当然就“不任使役”了，换言之，他们不是为奴的好料子。
　　只有从南方掳掠而来的农耕人口才是典型意义上的奴隶，这些定居民族没有“为性粗硬”的特性，他们最易被驱使和管理。《后汉书?东夷列传》曰：“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但这里的“夷”是指中国东南方的农耕土著人口。相比北方游牧民族，他们确是些容易驾驭统治的族类。中国历史上中原统治者的最大威胁都来自北方，虽然南方人口众多，但他们很少担心那里会出现难以统治局面。

　　来自南方的土著人口最能吃苦耐劳，没有游牧民族那种“不任使役”的特性，这自古已然，并且至今如此，很多黑非洲人都无法忍受的高温高强度劳动，这些南人都能忍受。19世纪美国建筑跨洋铁路，那些来自中国南方的华人劳工，像驴子一般特别耐劳的情形让美国人惊叹不已。
　　从北魏帝族中脱颖而出，后来掌控了半个北魏帝国，最后取而代之的“齐献武王”高欢（又名“树生”，即以“肃慎”为名），曾对鲜卑拓跋人这样说：
　　“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女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陵之？”（《北齐书》）
　　由于鲜卑奴隶主们过于严酷，大量耕奴被虐杀，被掳掠而来的耕奴不断叛逃和自杀，高欢才有此番言语，但农耕汉人的属性已经被他说得很明白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奴隶。
　　成吉思汗有著名战将名“木华黎”，其祖先被成吉思汗六世祖海都汗虏为奴隶，从此成为成吉思汗家族的世袭家奴，虽有家奴身份，实是家臣关系。木华黎后来被封为万户长和国王。
　　朝鲜《李朝实录》曰：“野人（指努尔哈赤女真人）之俗，不相为奴。”在后金汗国中典型意义上的奴隶都来自农耕汉人。我们看到清代达官贵人都喜欢以“奴才”自称，以“奴才”为荣，这是因为朝廷中许多显贵都是努尔哈赤家族的世袭家奴出身，例如李卫，但他们都不是农耕汉人出身，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奴隶。在游牧文化背景中，真正的奴隶是不可能上升到贵族中去的。
　　努尔哈赤发给明朝皇帝的檄文中有言：“你若杀我耕奴（ueeierre　aha）一百，我则杀汝耕奴（ueeierre aha）一千！”他把明王朝的农民都视为奴，这便是原生态的游牧文化！在游牧民族观念中，农耕之人是最低贱的。
　　华夏文明虽然被称为农耕文明，但如果以为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以农为贵，以农为本，以农为尊的时代，那就大错了，就是上了儒家的当，远离历史的真实了。这样的时代从来没有存在过。中国历史上的“耕”总是与“奴”联系在一起的，农耕之人始终是这个社会中最低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