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都处于永恒的发展阶段，任何事情都不可断言是一尘不变的。转机出现于1993年的春天。我在前面已经说过，1993年的春天对我来说是个不同凡响的春天，是个美妙无比，让人留恋的春天，是一个生机勃勃，充满着无限憧憬，夹杂着梦幻般遐想的春天。就在这年的三月，我冥冥中神使般的突发了上大学的念头，想用两年的时间学完高中课程，然后参加高考，考取全日制大学本科，接受正规高等教育，并实现自己当导演的梦想。由于当时教育体制的局限，个人心理状态的每况愈下，父母苦口婆心的劝导，特别是自学考试失利这一严酷的现实，我渐渐地放弃了这一念头，重归于平庸的现实社会和生活之中。然而在这一充满着个人浪漫主义色彩的念头形成之初，着实让我惊喜若狂，神清气爽。我认为我找到了一条人生的出口，我将永远告别自己的阴影，在灿烂的阳光下获得重生。大地复苏，春光明媚，百鸟争鸣。我要奔跑着向世界呐喊：我的人生，我美好的充满无限希望的人生开始了！

　　我拿出借来的高中课本，把它们一一排列在书桌上，天天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虔诚地阅读着，爱不释手。在这样的心境下是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宽恕的，没有什么不可以释怀的。这为与父亲重归于好打下了良好的心理基础。
　　父亲是一位医术和医德都可以令人称颂的医生。恰巧也就在这年的三月，他为我厂的一位军代表――同时也是我们的老乡――看好了病。为了表示感谢，军代表找厂里的工人为我家制作和安装了一扇防盗门。晚上父母留他们在家吃饭。在坐的除了这位老乡外，还有一位军衔略低一点的军代表、一位小车司机和两位工人。我也在桌上坐陪。我那天一改往日的羞涩和拘谨，表现得相当大方，发挥得相当出色，谈笑风生，俨然一位经验颇丰的社交老手，吃过兴奋剂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酒桌上气氛极佳。我一时兴起，心中倏然有了一种热乎乎的感觉，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我站起身来，端起酒杯，伸长臂膀，指向父亲。我似乎听到有谁按动了相机的快门，就这样“咔嚓”一声，这一刻的场景永远印记在了我的脑海里，至今仍是那样的清晰可辨。父亲的眼神出现了一丝游离，虽然这丝游离在眼眶里只停留了不到一秒，但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丝游离里包含着惊诧、怀疑、犹豫，同时还参杂着些许我所无法理解的带有仿佛是某种情感性因素的结合体，传达出一种让我甚是熟识而又久违了的信息。转瞬间，父亲脸上堆起笑容，这笑容的内在含义是在坐的其他人所无法知觉和解读的。父亲举起酒杯，迎着我伸去的臂膀，与我碰杯。这一刻，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我与父亲中断了三年的邦交恢复正常。然而这一结果是好是坏，我至今仍不好断定。与父亲关系的修复，使我在今后的日子里从精神上更加得依赖于父亲，从精神层面上肆无忌惮地折磨父亲，使父亲背上了更加沉重的精神包袱。若当初与父亲保持不相往来的，而又相互独立的关系状态，恐怕父亲不会受到进一步的伤害，伤害的程度仅限于互相敌对，互不相通，互不依赖的表层状态，不会是完全赤裸裸的更加深重的伤害。当然这种深度的伤害反过来也深深地伤害着我自己。我常常陷入深深的自责、愧疚、悔恨之中而不能自拔。正如用拳头击打坚硬的墙壁，作为攻击方的拳头用力越大，其自身遭受的创伤并由此产生的疼痛感也就愈加强烈。但是，就总体而言，我对与父亲的重归于好这一结果的断定还是比较倾向于积极的一面的，毕竟做为有感情的高等生物――人，是需要相互沟通、相互认知、相互感应和相互理解的。任何形式的敌视、隔阂都是对人这一称呼的糟践，都是一种倒退。如果我与父亲至今依然不理不睬，处于敌对的冷战状态，那么事态也许会朝着更为不利的方向发展，双方最终会因相互的摧残而精力耗竭，走向崩溃的边缘，或因长期的冷淡而失去亲情，走上一条不归之路，给家庭及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造成无法挽回的精神损失。那将是一种更加可怕的结果吧。

　　总而言之，在这个莺飞燕舞，不同寻常的春季，我与父亲重归于好。然而此时的父亲怎么也不能同三年前的父亲划等号了。他不再是那个三年前朝气勃发、雷厉风行的父亲。而是变得老气横秋，又不无迂腐。似乎是看破红尘，甘于庸俗，给人一种略微颓废慵懒的感觉。当我越是走近父亲，这种感觉就越是强烈。我不知道这三年里父亲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心理历程，才会在性情和生活习性上有如此之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让我手足无措。我一时无法找到与父亲正常交往的契合点，父亲离我如此之近，却又是如此之远。如同驾车在深山急驰，对面高耸的山峦是如此的清晰可辨，然而你无论如何加速，它始终静静地矗立在那儿，无动于衷地与你保持着让人敬畏的距离。但是并没有过多久，我便适应了与父亲交往的新规则。其实，父亲的本质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依然是那么得和蔼、善良、正直，甚至比从前显得更加的宽厚、质朴。只是缺少了一些锐气和果敢，缺少了些许朝气，毕竟此时的父亲已年近五旬。况且在这对我的家庭来说颇为关键的三年里，大家都在改变，而且改变了很多。

　　1993年的五月下旬，初夏。饱受心理折磨的我决定向外界求助。我把心理的不适、难以言表的痛楚告诉了父亲，并要求找心理医生进行治疗。父亲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不断询问我内心感受的同时，积极地为我联系医生。
　　五月底的一个周末，父亲把我带到了第二人民医院――六安市唯一的一家精神病医院。于是我便开始了或许将伴随我一生的心理治疗。

　　走在二院的院区，我像是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的罪犯一样，避开所有人的目光，低着头，生怕被半道杀出的熟人碰上。尽管我知道，即便有熟人，他也不敢上前来认我，正如我不会去认他一样。因为凡是到这儿来的人，都是些有点问题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被讥笑和排斥的对象。即使无论因公事还是私事――除却医务人员外――出入于此的正常人，也定会被人误解，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这一刻我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失去了所有的依托，孤立无援。仿佛一丝不挂地立于广场的中央，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羞愧、惶恐之感溢于言表。直至进入主治医师的办公室，并在我的暗示之下，医生打发走了所有的人，我的心才渐渐安稳下来。

　　父亲给我联系的这位心理医生姓徐，三十来岁就有点谢顶，两颗门牙往外龅得很厉害，上下唇似乎极其难以合拢，看上去像是一只端坐着的兔子。右脸颊靠近鼻梁处有一颗绿豆大小的黑痣，这让我感到有一丝不适，不知什么原因，反正打心眼里觉得不自在。看到这颗痣，让人感到某个契合完美的物件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发生了细微的错位，而让人感到不安。他的眼神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