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民兵营十分高效，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就全部集结完毕。为啥要选择在猪儿牛儿市场集合呢，问题很简单，伏虎场只有这个地方宽敞，便于集合大部队。
　　气喘嘘嘘的民兵们刚好站稳，从县城过来的县中队的军车也就到了，照例是持枪武警、转盘机枪和有脚的机枪，但这次没得在押罪犯；公『安』局的吉普车和卡车也过来了，警察个个别的是手枪。

　　伏虎派出所的三轮摩托开路，然后是公『安』局、武警的车子跟进，然后是民兵营跑步跟进，最后是老百姓莫名其妙地跑步跟进，更莫名其妙的是有不少的狗也穿插在队伍里跑步跟进。
　　大家都在跑，但到底是跑去干啥，却没得几个人心里清楚，只知道车子是朝八丈河在开，队伍也是朝八丈河在跑。
　　八丈河离伏虎场大约有四华里，是个有历史的地方，想当年红军在这里跟白匪打过仗，忆过去两个对立派在这里交过火，那里的山头适合搞埋伏，平坦的河坝更适合搞乘胜追击。
　　如果历史上溯到公元1840年以前，再准确地上溯到公元1647年元旦，教科书上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四川人民习惯称他“八大王”、这个按今天通用国际标准，比本拉登坏100倍、比伊拉克ISIS坏10倍不止的天字第一号恐怖分子——他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见妇女就**（不是奸或杀，是先奸后杀，或杀了再奸，或边奸边杀），他路过的地方千里无人烟，这个恶魔在咱们伏虎八丈河终于迎来了穷途末路：清朝皇家正规军打得他落花流水、清朝民兵追得他屁滚尿流，他只好亡命朝伏虎八丈河下游的西充县境内逃去，但仅仅苟延残喘了一个星期，就被射杀于四五十华里外的西充凤凰山。那时世上还没有无线电、有线电，如果有这种高科技装备的传播，也许地球人都要放导弹庆祝这个混世魔王终于一命呜呼。

　　“人间正道是沧桑”。现在南部县的伏虎场发动了一切能够发动的武装力量，闻风追击到了八丈河，只见八丈河的两岸已各有数十人聚积，拦河大坝中间却只有四个人，貌似正在谈判。
　　那么，今天到底发生了啥事呢？
　　原来是伏虎场的职业拖拉机手、业余采花高手、基干民兵崔拐拐，这次惹上大事了，而且惹的是天大的事，导致成、渝两地下乡知识青年现在来八丈河正在谈判；有可靠消息，如果谈判破裂，双方将有三四百人规模的集体械斗！
　　日期：2014-11-17 21:57:51
　　10、崔拐拐惹事了（2）
　　话说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历来简称“巴蜀”，“巴山蜀水”本身就包含“巴国重庆”和“蜀国成都”的意思，两座西南名城宛如孪生兄弟，血脉相连。不知从什么年月开始，却总有搅屎棍拿成都和重庆说事，以搞得兄弟之间互不服气、互相拆台为乐。
　　往稍远一点说，南部县在文\革中卖酱油的杜司令与卖茶叶的范哈儿，他们两个对立派，其实一个跟的就是重庆的总司令，一个跟的是成都的总司令；两派的生死对立，因而也就是成都与重庆两座城市的势不两立的缩影。往近一点说，读者可以百度一下“《成都女报》陈曦”，一个成都女记者挖苦了几句重庆妹儿和重庆崽儿，就引来重庆市民的口诛笔伐，差点想用口水把来自蓬溪的陈姑娘淹死。

　　所以时至今时今日，四川人民从心底往往并不觉得重庆有啥了不起：“你还不是说的四川话，屙的红苕屎？”自然，重庆人民一听这话就会鬼火冒：“妈个比，老子都直辖十几年了，是直接给北京交的皇粮国税，关你四川个铲铲事？”
　　以此类推，成都知青与重庆知青当年的阶级关系如何，可以想见。
　　“下乡知识青年”这个群体有其时代特殊性，这里就不评述了；那时每个生产队都有各地下来的知青，只是必须安排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如果认真统计一下，一个公社安插的知青人数还真不少，以致于相对富足的城市，就业压力减小了；但绝对贫困的农村，要解决生存温饱的难度更高了。
　　而下乡知识青年，在经历过“韭菜是韭菜，麦苗是麦苗，麦苗不是韭菜，韭菜也不是麦苗”的短暂新鲜期过后，往往很快就坠入了长久的郁闷期。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实际是游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说自己是城市人，城市却抛弃了他们，回去不会有工作，自然就不会有米票面票油票肉票布票自行车票电风扇票洗澡票开水票等等一切一切的“票”、特别是钞票，除非自己出钱，只可以买得到电影票。若说他们是个农民，农民却不真正接受他们，尽管他们也曾经努力想把自己晒黑一点，把衣服穿脏一点、搞破一点，把头发弄得像鸡窝一点，把牙齿弄得不黄不黑但绝对不那么白一点，不洗澡把身上的气味弄得像真正的牛棚一点，把手掌的茧巴弄得像砂纸一点------他们真心努力了，但把这些所有的“一点”加起来，也难以得到贫下中农那关键性的“一点”肯定：“这娃儿，确实天生就是个农民！”

　　伏虎公社那些既不是城市人又不是农村人的知识青年，来自省内各地的都有，当然，像成都、重庆这样的大城市，相对来说下放的知青肯定比较多；中小城市的知青自然是跟着成、渝两地走，选边站；这个说起与派性无关，其实跟派性相当有关。一言以蔽之：中小城市的知青，文\革时他所在地的风气是支持成都，他就跟成都知青关系好；若他所在地是拥护重庆，那他一般不会跑去成都那一坨去耍。这个没得办法，就像现在中美两国一PK，就轮到众多小国选边站队表态，你想躲到太平洋底下都不得清净，一网就能把你捞上来。

　　崔拐拐这个家伙，是个纯正的农村青年，他只读过高小，所以与成都重庆或其他任何城市、与上山下乡的任何有知识或没知识的青年，都没得半毛钱的关系。但他出身贫农，代表了贫下中农阶级，这就在成都知青与重庆知青之间，有了第三方；我的意思是，县里、区里、公社里派来的那些人员，实际上是第四方；当然第四方是真正的老大，要管理前面三方的，因为他们代表了政府专政机构。

　　“农青”崔拐拐年约二十五六岁，结婚早，已经有了两个娃儿。那时社会上突然流行起一句口号，说要搞“农业机械化”，而且说的言之凿凿的，县里就有了个农机局，区里、公社就配套了农机站，当然各大队也就有了“农机服务点”，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机构。
　　为了证明很快就能“实现农业机械化”，具体来说是要在1980年实现这个目标，那时报纸上经常登一些洛阳拖拉机厂和四川隆昌拖拉机厂的照片，看上去拖拉机多得很，一眼望不到边，数也数不过来，像我爹何二刀那样的小学生，一看图就会说话：“哟西，这么多的拖拉机，1980年我们就要实现农业机械化啦！”
　　事实上，到了1978年，大队还是只有那两台手扶拖拉机，而且已经很破旧了，开起来颇有点开坦克的风采，不过那时报纸的标题已经改成“争取1980年实现农业半机械化”了；到了1979年，报纸标题变成“一定要争取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了；到了1980年，变成“本世纪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了，似乎以前根本没谁提过“1980年一定要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口号。到了上个世纪末，我爹何二刀终于懂事了，他对自己说：现在有钱的人多得很，但是再也没人说要搞机械化、也没得人要搞啥现代化了；一句话，以前报纸说过的话，多是屁话！

　　但小学生是很单纯的，他们很相信报纸，而且认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就是整个大队拥有两台拖拉机。也许我爹心底的愿望真不算高，所以还真实现了，报纸图片上的拖拉机，像金凤凰一样飞来了山乡，搞得高瓦西里又来了灵感，写了一首《金凤凰》诗，也是六行，不过这次不是发表到县里文化馆的油印小报《嘉陵江》了，而是直接用铅字印到了《南充报》的文艺副刊上。遗憾的是，这首诗我爹只记住了标题，因为他已经会写作文了，而且会几句成语了，他觉得拖拉机与金凤凰，有点像风与马与牛的三角关系。

　　帮他实现“金凤凰式拖拉机梦想”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崔拐拐。
　　说来奇怪，崔拐拐是因为会骑“洋马儿”（自行车)就开上了拖拉机，得到了这份乡村最时髦的工作，但是其内在逻辑性在哪里，至今没人搞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