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4-13　22:40:45
　　【二〇八】千古同情长沙傅
　　孝文帝十一年（壬申，公元前169年）
　　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后岁馀，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
　　——《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
　　少年倜傥廊庙才，
　　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
　　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
　　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情长沙傅，
　　空白汨罗步尘埃。
　　这首诗据说是毛泽东写的。毛泽东薄古厚今，没把哪位古人放在眼里，能这么评价贾谊，确实有点让人意外。
　　贾谊有才，而且是高才大才，不过，把中国历史捋一遍，有才的那是相当地多，关键是贾谊遇到的是明君，是高明的皇帝，不是差劲的皇帝，这就让后世感慨良多了。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时也运也，这是谁都没有办法的。
　　司马迁把贾谊和屈原放在一起，汉文帝知道了，是会不高兴的，屈原遇到的是超级蠢货楚怀王。
　　司马光则在通鉴中没提屈原，资治通鉴，讲政治的，屈原玩文学的，对不起，一边去。
　　王夫子在《读通鉴论》里，把贾谊和唐代的陆贽和宋代的苏轼放在一起做了个对比研究，有点意思。
　　他认为“贾谊、陆贽、苏轼，之三子者，迹相类也。”
　　这里要简单介绍一下陆贽哥哥，苏大哥大伙都熟悉，我就不介绍了。
　　陆贽字敬舆，出生望族，传说给刘邦做谋士的陆贾就是他的N辈爷爷，陆贽也有才，十八考中进士，做过县官，也是少年得意，也有机会亲近君王，也有事功，最后也是被谗言害得做太子的宾客，贬到老少边穷。苏轼哥哥也到海南插过队，哈哈。
　　陆贽参政时，藩镇跋扈，朝政紊乱，叛军攻陷长安，朱沘僭称皇帝。陆贽随唐德宗避难于奉天(今陕西乾县)，作为德宗的谋士和大秘书，参赞机要，起草诏书，号称“内相”。一次，皇帝要颁发宽赦叛军的诏书，陆贽拿来一看，官样文章，不能打动人心，于是自己重新起草，据说，陆贽起草的圣旨传达下去，叛军听了，啥也别说了，眼泪哗哗的。
　　王夫子认为，“辅少主、婴孤城、仗节守义，以不丧其贞者，贽不如谊；”贾谊关于教育太子的建议，改进风俗的思想，这是高明过陆贽的，尤其是梁怀王从马上摔死，贾谊不食至死，这是陆贽不能比的，陆贽虽然也忠于皇帝，那个时代忠于皇帝是起码的要求，但要到殉死的水平，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反过来，出入纷错之中，调御轻重之势，斟酌张弛以出险而经远也，谊不如贽。”也就是说，品质和精神高度，贾谊强过陆贽，至于政治斗争的协调折冲能力，陆贽要高很多。贾谊少年气盛，但没有基层的工作经验，对党的忠贞是没得说，但是，才略要差一些。“本有余而末不足”，用以前“又红又专”的标准看，贾谊红得多点，陆贽专得多点。王夫子还特别指出，贾谊的提出的“制匈奴、削诸侯，其三表五饵之术，是婴稚之巧也”。幼稚，不足与论衡天下。如果王夫子说的有道理的话，那么，文帝不用贾谊也没有什么不对，让他做皇室子弟的家庭老师也完全正确，后人替贾谊抱屈也有些自作多情。
　　说到苏轼，王夫子一点都不客气。他说苏轼“酒肉也，佚游也，情夺其性者久矣。宠禄也，祸福也，利胜其命者深矣。志役于雕虫之技，以耸天下而矜其慧。学不出于揣摩之术，以荧天下而雠其能。”
　　苏轼是性情中人，有些自矜其才，如果以政治家的标准衡量，确实要差一截。所以，王夫子认为苏轼自比贾谊、陆贽有点没羞没臊。何况苏轼喝高了，还自比孟子老子以及佛祖呢。王夫子最后定性说：“绛、灌之非谊曰：‘擅权纷乱。’于谊为诬，于轼允当之矣。”
　　王夫子的人才比较学研究又放开视野。“王安石之于谊，似矣，而谊正。谊之于方正学，似矣，而正学醇。”方正学就是方孝孺，贾谊见机于宗室诸侯反叛于前，方孝孺秉忠不屈于祸乱之后，确实也有一比。
　　从王夫子的评价中，他对政治干才看得较重，而文学才华则“淫邪也勿论已”。他最后总结到：“故抗言天下者，人主弗用而不足惜。”文人士大夫意气飞扬，慷慨激昂，比较容易，因事纳忠，经营四海就不那么容易了。

日期：2007-4-17　12:11:53
　　【二〇九】史迹翻过犹见新
　　孝文帝十三年（甲戌，公元前167年）
　　初，秦时祝官有袐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袐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记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孝文帝十一年（前167年）
　　 “天下有罪，罪在朕躬。”这是后世的皇帝哥哥们经常说的一句大方话，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待考。
　　这是一般的规律：最高层做的见不得人的事，都是在后世才揭开厚厚的黑幕，把真相公之于众。秦帝国的编制里，有一个岗位叫“秘祝”，他的职责就是把上天对皇帝的警示和惩罚转移到臣属身上。
　　这种嫁祸于人的勾当，原来以为只有长得像陈佩斯这样的奸诈之徒才会干的，没想到啊，长得像朱时茂这样的领导全国人民的皇帝也干这样的事。
　　面对权力不受制约的皇帝，大家也很着急，也想过一些办法，就是用天灾甚至天象来吓唬皇帝，日食、月食、台风、地震，都行，天子嘛，只有上天能管得了。这些说法不要说在科学尚未介明的古代，就是在今天，我们着急了，尽管知道是无稽之谈，但也愿意相信。
　　下有政策，上有对策，秦始皇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专业人士，把这些个不祥的东东全部转移给别人，找若干下家替自己顶着。这一套只有帝王家才相传的秘密，一直传到汉文帝。文帝是个明白人，取消了这一套无聊的东西。
　　文帝既然不信这些灾异警告能够像癌细胞一样转移，那么，他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法也就自有心得了。
　　这一年，有几件事，和今天有某种特殊的关联。
　　缇萦救父也是流传千古的故事，属于大汉朝的五个一工程。
　　除去肉刑，不用说是仁政，但是文帝除去了肉刑，武帝可以随时恢复，我们亲爱的司马迁哥哥就被断了一肢，这种仁政人亡政息，我们只能表示有限度地欢迎，因为两千多年，我们这方面的进步那是相当慢的。
　　缇萦上书是典型的因案成例，因例成律，就是一个特别的案子变了典型的案子，并影响到法律的修订。现代社会的法律完善也是这样的，我们熟知的孙志刚案就是这样，死了一上孙志刚，因而修改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
　　这一年，文帝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前些时候，有些媒体宣传取消农业税的仁政时，不加思索地说，这是空前，事实上，两千多年前，有个叫刘恒的领导人，也有这样的举措。要知道，那时的帝国主要靠农业租赋，现在我们每年两三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免掉500多亿的农业税，虽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夸得过了，也没意思。而况，很多国家不仅不收税，还给农民很多补贴。
　　跨越历史看一些事情，我们会很着急，也会很踏实。着急什么？我们该做的，做了很少，很多事情，我们还没做。为什么踏实？有些事情，放的几千年的坐标下，三五十年，三五百年，也是一瞬，所以，对于一些无奈的事情，我们要有历史性的耐心，别着急，慢慢地等着沧海桑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