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4-25 11:23:25
　　《十、万历四十八年》（上）
　　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紫禁城弘德殿，明神宗朱翊钧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五十八岁。在后来清人编撰的《明史》里，这位以酒色财气著称于世的明朝皇帝，被大大地埋汰了一翻：
　　“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
　　也就是说，历史上昏君所有能干的勾当，明神宗几乎都干了一遍。末了，清人还下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这个万历皇帝，就是导致明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
　　同年八月初一，一直夹着尾巴做人的皇太子朱常洛，终于登上了皇帝宝座，后人通常称他为泰昌皇帝，尽管“泰昌”这个看上去十分吉祥的年号，他其实从未真正用过哪怕一天。
　　此时，距离萨尔浒大战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北两座重要城市开原和铁岭都已陷入敌手，从萨尔浒侥幸逃生的开原总兵马林这次终于在劫难逃，于城池陷落后被杀。九泉之下，不知马总兵见到自己那两位在萨尔浒英勇战死的儿子，会不会心中有愧？
　　唯一从萨尔浒全身而退的南路明军主将李如柏，此时也正在京师听候处理，这倒不是因为他打了败仗——他压根就没打什么仗——而是由于明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偶遇的二十几个后金哨兵突然使坏，他们偷偷爬上山岗，突然吹起进攻的号角，“作大军追击状”，惊弓之鸟的明军大乱，为了逃命自相践踏，“奔走相蹴死者千余人”。面对言官们雪片般的“交章论劾”，护短的万历仍很照顾李成梁家族，仅仅下旨让李如柏进京等待调查结果。

　　开原和铁岭陷落后，明军总司令杨镐终于被免职逮捕。后人通常认为，对于四路明军的惨败，杨镐负有最大的责任，正是因为他不明智的分兵进击策略，才导致本来在整体上占有数量优势的明军，却被后金军利用时间差，在局部战场形成优势而各个击破。
　　此举当时便遭到不少明军将领的反对，比如马林就认为，应该准备妥当后集中兵力攻击——“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而除了尸位素餐的李如柏之外，另两路主将刘綎、杜松也表达了与杜松类似的意见，可惜杨镐统统置之不理。
　　当时朝中对杨镐的布置也有许多不同意见，比如时任巡按江西御史的张铨，就干脆上书说杨镐就是个窝囊废，让他挂帅准保坏事，万历皇帝是“不识将才”，对杨司令四路出击的做法更是嗤之以鼻。这位张御史是前兵部尚书张五典的儿子，写过一部四十万字的《皇明国史纪闻》，是研究明朝的重要史料，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据说他的女儿还嫁给了女将秦良玉的儿子，但也有人认为这是谣传。

　　对杨镐的能力，许多人都与张铨的看法一致，比如民国时的历史通俗小说作家蔡东藩，在他那部著名的《明史通俗演义》里，就对无能的杨司令痛心疾首地批评道：
　　“不才何事令专征，
　　二十万军一旦倾。
　　从此辽东无静日，
　　庸臣误国罪非轻。”
　　但后来也有人认为，杨镐虽然能力不足，但他分兵并进也许有着不得已的苦衷，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朝廷财政紧张，迫使他不得不速战速决。当时各路人马集结辽东，军费开支猛增到三百万两，兵部尚书告诉皇帝，国库剩下的那三瓜俩枣根本不足以发动这场大规模战争，那意思是问皇帝是不是能自掏腰包凑出一部分军费来。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万历极其抠门小气，当此危难之际，仍然拒绝动用数额极其庞大的内帑也就是自己的私房钱，大臣们好说歹说，他只勉强挤出十万两银子。内阁没办法，最后只好按照户部尚书的建议，加派“辽饷”即以辽东军费名义向全国所有老百姓加征赋税，具体标准是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为此，明廷还特设户部侍郎一人，兼右佥都御使，出督辽饷，即以财政部副部长兼中纪委书记助理的身份，专门监督管理全国的加税事宜。

　　在任何时代，加税都不是闹着玩的事情，极可能激起百姓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此事持续时间越短，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小。因而朝廷从内阁到兵部，都以“师久饷匮”的理由，纷纷催促杨镐尽快进军，恨不得马上就烫平努尔哈赤，好把加税这个阴燃的火药桶熄灭。
　　但令政策制定者没想到的是，终明一朝，“辽饷”不仅没有取消，而且还越征越多，甚至成为引发明末农民战争的重要诱因之一。对于这些“辽饷”，还是前面说过的那位张铨御史，曾在给万历的奏章中做过一个极其形像的比喻：
　　整个明帝国就像一个人，辽东是他的肩背，而内地则是他的腹心。肩背患病了，依靠腹心的血脉滋灌还可以应付，但如果腹心先溃烂，那这个人就彻底完蛋了，正所谓“竭天下之血以救辽东，辽东未必能救，而天下必先已危”！
　　张铨建议道，最现实的方案，是皇帝掏出私人腰包来武装军队，而不是盘剥天下百姓：“为今之计，应当联络人心以固根本，不可剥民无已，一再加赋，扰乱天下，驱民致乱。
　　如同许多言官一样，张御史的嘴相当损，他愤怒地质问皇帝，为啥一提让您自掏腰包，您就装没听见一声不吱，而有人刚刚提出加税，您就马上答应，我真不明白您是咋想的：“内庭库积如山，廷臣屡次请发内库银供辽东兵饷之用，陛下概置之不理，而对于加派之议，则朝奏夕可？为臣实在不得其解。”不出所料，这份奏章送上后如泥牛入海，万历压根就懒得理他。
　　在沉重的财政压力下，据说为了让杨镐尽快进军，内阁和兵部甚至每天都发一面红旗给他——这可不是奖励，而是催促的意思，其作用大致与当年发给岳飞的十二面金牌类似。从运筹学的角度来看，分散进场一般情况下要比集中进场快得多，这也是现代大规模体育场都设置多个入口的原因，而在每路带宽受限的情况下，多路并行处理也确实应该比单路串行处理要快。
　　很可能基于类似的理由，为了尽快把手头这十几万人马都散出去，免得他们天天光吃饭不干活，杨经略才想出了个齐头并进的方案。只不过，经济学家或数学家考虑问题的方式，往往和刀头舔血的军人们大相径庭，“凭尔几路来”遇到“我只一路去”，本想大赚一把的杨镐最后只能大折其本。在那个既没有移动通信又没有卫星定位的遥远年代，想协调那么多马蹄子和脚底板走路的进度，真是谈何容易啊！

　　有意思的是，当时正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竟然将明军在萨尔浒的大败，看成是上帝降下的天谴，他们写道：
　　“在这一年，万历帝身边几个官员要求放逐当时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教士；但皇帝——他心里喜欢基督教，特别对早期把基督教传入中国的人有好感——长期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顾。不过，后来在基督教的死敌、一个姓沈的大官的强烈要求下，皇帝下旨驱逐传教的神父出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