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07 12:03:04
　　《十、万历四十八年》（下）
　　查阅史料我们得知，这位姓沈的大官，名字十分难写，左“氵”右“隺”，大多数字库里都没有，为此我们还是用一个形近字“漼”来代替吧。他时任南京礼部侍郎，后来甚至做到了帝国首相也就是内阁首辅的高位，不过，此人在历史上声名狼藉，因为他与魏忠贤关系十分密切，被认为是最早的阉党头目之一。
　　沈漼宣称，基督教是与儒家对立的歪理邪说，“其说浸淫”。他还提醒皇帝，基督教很可能动摇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基础，因为这种宣扬平等的外来宗教对百姓很有吸引力，能够“诳诱愚民”，甚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如果不采取行动，基督教就会让我们国将不国，即所谓“志将移国”。为此，沈漼还专门编写了一本反基督教的小册子并出版发行，名为《破邪集》。
　　按照传教士们的说法，对基督教徒的迫害首先从沈漼所掌控的地方开始，因为身为南京礼部侍郎的他是南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沈漼的指使下，传教士和信徒们纷纷遭受厄运，而且他还游说动了皇帝，对基督教在帝国的传播实施全面禁令：
　　“其中几个神父被入教的官员秘密藏在各省，有的神父却被捕，装在大笼内送往澳门，他们日夜囚在笼里，大受苦楚；被逐出中国的传教士一心为着上帝，以经受苦难为乐。更不幸的是，万历帝禁止百姓信仰基督教。”
　　很显然，无论教士还是教徒，此时的处境就很不乐观，他们中的一个写道：
　　“然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教徒——他们已离开异教的可怖荒野，被领入基督的幸福田园——为坚贞信仰作出光辉榜样；有关这次光荣历难的情况，将留在别处详谈。我在这里只略为涉及，为赞美上帝的神恩。”
　　无巧不巧的是，正好此时明军在萨尔浒大败的消息传来，传教士顿时像打了鸡血，认为上帝的惩罚来了——他们立即下了结论，鞑靼王就是上帝的鞭子，是神用来惩罚这些反基督的异教徒的，直至摧毁这个死不悔改的庞大帝国：
　　“当中国践踏和平的基督教，准备消灭所有的基督徒时，上帝就掀起了反对中国的激烈战争，让鞑靼人来动摇中华帝国的根基，后来发展到毁灭了明矯hong王室和国家。象过去惯常的那样，上帝给予传教事业有力的援助，基督教经过这场迫害变得更加昌盛、伟大，教堂的形象更加光辉，而庞大的中国却完全土崩瓦解了。”
　　很显然，这种“神定一切”的西洋腔调，并不符合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人定胜天”的哲学，也不会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事实上，尽管利玛窦等人已经付出了许多努力，但总体来看，传教士们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仍缺乏足够的了解，而即使对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记载也不无谬误。比如传教士写道，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赤趁胜追击，不仅攻克了两座城市，甚至还杀到了北京脚下：
　　“鞑靼人一如既往，迅速扩大战果，当天就攻占两城，予以焚毁。接着，他们横扫大片土地，直抵北京皇城；但不敢用兵围城，因为他们知道，除了拥有无数的大炮外，城内还有八万士兵驻守。”
　　事实上，后金军尽管确实“横扫大片土地”，但他们离北京还远得很，连山海关的边儿还没有摸到。不过，明军的惨败确实给了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极大的震撼，这从当时传教士的记载中也可见一斑，尽管其中不无夸张和谣言的成分：
　　“中国人承认，城内惊恐不安，皇帝想离城去南方。若不是一些将官提出，他的逃跑会鼓励得胜者，给全国带来不幸和骚乱，并会拱手把国土送人，那么他真会逃走了。他们还说，城内如此混乱若鞑靼人来攻，必定能攻占它。”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从侧面证实了后金军掠夺人口财产，刻意制造无人区的残酷行为：
　　“敌人急于劫掠，因此他们四处扩散，破坏和抢夺城乡，残酷地杀害和消灭大群中国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一片废墟，没有留下驻军，而是满载无数财物，胜利返回辽东，那是他们最初的立足地。”
　　虽然萨尔浒之战并不是明朝开国以来最大的惨败——土木堡之役的损失肯定在它之上，连皇帝本人都被俘虏——但这场惨败无疑给了一向自诩为“明君”的万历致命的打击，张居正时期的花团锦簇，以及当年“三大征”的光荣，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这位沉浸在酒色财气中无法自拔的没落天子，终于心有不甘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而雪上加霜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万历皇帝驾崩没多久，其继承人便随他而去，传教士写道：

　　“这些事发生后，中国著名的万历帝去世了，由他的儿子泰昌继位，泰昌开始征集一支新军抗击鞑靼人，但他只统治四个月后也去世了。”
　　知道明朝历史的人们都清楚，这位泰昌皇帝是个十足的倒霉蛋，所谓的“明宫三大案”，即梃击、红丸、移宫，统统和他有关。所谓“梃击”，是说在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五月，一个名叫张差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泰昌寝宫，手持棍子到处乱打——“梃”，就是棍子的文言说法。
　　没人说得清楚，这家伙是怎么混过层层警卫到了那里，太子的支持者们一口咬定，此事是万历宠爱的郑贵妃所策划的阴谋，为的就是谋杀太子，好让她亲生的福王继承皇位；而贵妃娘娘则一把鼻涕一把泪，赌咒发誓说此事与自己毫无关系。最后，这一事件以万历居中和稀泥而不了了之，当事人张差被定义为疯子后凌迟处死，而为了安抚不依不饶的满朝文武，皇帝不得不再次明确了太子的继承人地位。

　　所谓“红丸”，说的就是泰昌之死，而他的后妈郑贵妃——此时已成了郑太妃——也同样脱不开干系。据说太子继位后，很可能是出于讨好的目的，郑悄悄进献了几名美女，压抑了好多年的新皇帝于是彻夜纵欲，很快便熬成药渣重病缠身。就在这时候，郑太妃介绍来的一名医生献上了一枚红色的丸药，结果吃了两丸以后，皇帝便一命呜呼。这事的调查结果仍然是和稀泥，竟然宣称当时在场的“众臣皆有罪”，最后以内阁首辅等几名大臣或辞职或流放做为交待。

　　其实，“泰昌”虽然是这位倒霉天子选定的年号，但这一年号却没用过哪怕一天，因为按照惯例，先帝驾崩后的第二年才正式改元，而新皇帝只在位了一个月，根本没有熬过新年。最后大伙照例和稀泥了事，把公元公元1620年并称为万历四十八年兼泰昌元年。
　　可怜的泰昌连死后都不得安宁，他的一个姓李的宠妃，在魏忠贤——当时他还叫李进忠——等太监的支持下，率人封锁了乾清宫（这里是明朝皇帝的寝宫），把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掌握手中，要求朝廷册封自己为皇太后。最后，杨涟、刘一燝等大臣强行闯入紫禁城，夺回了太子，又把李妃赶出乾清宫移居仁寿殿，这便是著名的“移宫”案。
　　公元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或泰昌元年的农历九月，在几个月内接连死了两个皇帝之后，十五岁的皇太子朱由校又登上了帝位，次年改元天启。我们也许很奇怪，萨尔浒之败后，大明朝廷来回折腾鸡飞狗跳，可以说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兵力去关怀辽东，怎么努尔哈赤却没趁机搞点儿动静出来呢？
　　事实上，努尔哈赤并不是不想搞，万历四十八年或称泰昌元年（1620年）八月，趁着新老皇帝交接的当口，这位后金汗王大举起兵，目标是帝国在辽东数一数二的重镇——沈阳，只不过，这次他罕见地铩羽而归。
　　率领明军击退努尔哈赤的，是位名叫熊廷弼的男人，但其身份却是文官而非武将，哦对了，他还是个标准的愤青。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