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9-10-19　22:15:27

　　70.
　　1986年的冬天，武汉经历了一场罕见的寒潮，所有冬季蔬菜几乎全被冻死，整座城市笼罩的菜荒中。虽然市政府紧急采取措施，从外省调运蔬菜保障市民的菜篮子，最早提出并实施了“菜篮子工程”和“绿色通道”，但远水难解近渴，数量有限，对六百万人口的大武汉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市场上能见到的仅有的几个蔬菜品种，零售价格均在一至三元之间，大大超过了当时每斤一元二角的猪肉价格。

　　在蔬菜价格严重背离价值，政府偶尔还会用行政手段干预蔬菜零售价的形势下，除了有固定摊位的几个当地经营户外，流动摊贩无人再敢染指蔬菜。经常在厂前摆摊的几个老乡，几乎无一例外的改卖生姜、大蒜。
　　生姜大蒜本属调料，用量不多，现在又有这么多人都在经营姜蒜，人均销量就更小了。好在受高歧的菜价影响，利润尚可，勉强维持了一个冬春。
　　靖靖离世后，我和宋开玲一直沉浸在伤感之中不能自拔，为了缓解这种悲痛，我决定再要个孩子，以转移对靖靖的那份疼爱。八七年的春天，宋开玲又怀孕了。
　　八七年春节前后，原来在柳州的江湖上的同门弟兄“今兰”也来到了武汉，还带了一个四十多岁的云南女人同丨居丨（在外流人群中，与有家庭的女人同丨居丨的现象很多，俗称“搁伙计”）。我帮他们找了一间与我相邻的出租屋住下。
　　“今兰”是安徽人，姓吴，外号“神经吴”，以卖草药为生计，四十岁了还是单身，不知在哪里遇到这个云南女人，两人就“搁伙计”了。
　　整个冬春季生意很难做，只能维持生活，我们全家没吃任何青菜，只吃价格相对便宜的四角一斤的豆腐，四角一斤的生猪头，五角一斤的鲢子鱼，生活还挺好，每天大鱼大肉。连载地址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666714.shtml
　　生意不好做，闲暇相对就多些，有更多的时间攻读我的函大学业，一年时间，已经完成《大学语文》、《电工基础》、《政治经济学》、《电子线路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高等数学》等课程的学习和考试。
　　一天上午九点多，厂前市场早市已过，午市未到，我正在摆位上看课本，卖绿豆芽的河南老乡小刘来找我聊天。我问他：“这一段时间怎么不见你摆摊了？”

　　小刘回答：“生意不好做，去打工了。”
　　“今年缺菜，别人不好做，你的绿豆芽正好填补空缺，应该好做呀”
　　“别提了，一个冬春没有菜，这绿豆芽把人吃的眼都绿了，现在春菜陆续上市，谁不是看见绿豆芽就想吐？”
　　聊了一会，得知小刘在中国第一冶金建设总公司第三工程公司（简称一冶三公司）施工的武钢工业港工地干活，每月能收入150－200元。来找我是想让我和其它老乡也去干，以便有人做伴，干活也免得受别人的气。
　　正好生意不好做，没什么出路，我和吴国正及别一个小老乡就跟小刘去了工地（本文作者冯烽，独家连载于[天涯杂谈]）。
　　干了一天，了解了一些大体情况。这个工地是一冶三公司承建武钢的工程，由于工人不够用，又分包部分劳务给鄂城县华容镇的一个建筑包工队，队长姓夏。我们几个人是跟夏队长下面的一个施工班打零工。班长也是华容的，班里的民工多数是他从家乡带来的，与夏队长是松散的劳务合作关系，夏队长给班长按全班工资总额的20%计发管理费。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我想不能替班长干活再让他剥一层，因此决定自建包工队，直接做工程分包。因一冶总公司在厂前，鄂城队部也在厂前，第二天我就到厂前找夏队长，与其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由我做为独立的工程队，组织民工在工地干活。直接接受一冶三公司的工作安排，自已计算工程定额，自行与三公司结算帐目。因不具备法人资格，名义上算鄂城队的人员，劳务费由鄂城队与三公司代为结算并足额转付给我，三公司另行支付的30%管理费，鄂城队提取10%，其余20%为我个人收入。

　　签下合同后，我就去工地把小刘、吴国正等四个河南老乡带出来单干了。我这种劳务包工头，不存在材料、施工等总额预算的利润，全靠人头挣钱。就我们五个人，我这个队长即使不脱产也赚不到多少钱，而我的目标是做大做强，自己只管工程定额和工作量的结算，为此，必须有一定规模的施工队伍。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招集民工，我自然想到了河南上蔡县的郑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