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海君名李珲，虽然只是朝鲜国王宣祖的庶子，但他从小被不育的王后养大，并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自己十七岁的时候，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被立为“世子”，也就是王位继承人。当此国家危难之时，这位王子展现了极强的勇气和魅力，在父王和主要大臣都逃到中朝边境避难的情况下，他率部分朝臣坚守故土并“权摄国事”，极大振奋了朝鲜军民的抗日信心。从某种角度来看，代理国王光海君与明军总司令杨镐是战友，后来对于这位于朝鲜有“再造之恩”的明朝大臣的要求，他史载没理由拒绝，这也是朝鲜出兵萨尔浒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在明朝的帮助下光复后，声望如日中天的光海君很快遭到了当初贪生怕死的宣祖的忌恨，父子二人闹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后来嫡子（继任皇后所生）诞生后，光海君的地位受到严重威胁，而明朝也以“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为理由，拒绝承认他的世子身份，这让他更加坐立不安，进而对宗主国心生怨恨。
　　光海君可能不明白的是，明帝国这么做其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并不是对他有什么成见。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也就是后来的福王，对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泰昌十分冷淡，这让极力维护宗法制度的士大夫们极为不爽，帝国内部为了立储之事，两派人马咬来咬去搞得满地鸡毛。如果承认了既非长子又非嫡子的光海君之世子地位，无疑会给政敌们落下口实，因而明廷死活就是不同意。

　　（待续，今天晚些时候再发一段）
　　日期：2014-05-09 17:22:01
　　《十一、不高兴与双面王》（下）
　　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还没有下定易储决心的宣祖王提前咽气，光海君登基，随即向宗主明朝要求册封自己。据统计，光海君从被立为世子到继位，明朝竟然先后五次拒绝拒绝了关于其王储地位的册封请求，对他无疑是极大的侮辱。这一回，帝国当局本想照例置之不理，但此时辽东的严峻局势，已经由不得他们继续扯蛋了。
　　经过长时间的踢皮球，明廷最后不得不同意，正式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希望他能开辟第二战场牵制后金的扩张，但这种过于势利的小人嘴脸无疑严重伤害了这位新国王的感情，导致藩属对宗主离心离德。在后来的萨尔浒大战中，光海君虽然在杨镐的要求下勉强出兵，可是朝军的态度显然十分消极，绝大多数人马仅做了像征性的抵抗，便放下了武器投降。
　　后来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朝军此举很可能是光海君提前授意的，因为这位国王事后不仅拒绝以卖国贼的罪名逮捕主帅姜弘立的家属，甚至还亲自为他们辩护：“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
　　萨尔浒之战后，收到努尔哈赤的来信，光海君思索再三，写了一封很有艺术的回信。里面说，朝鲜出兵帮助明朝是理所当然的，“大义所在，固不得不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宗主而伤害了邻居的感情，“邻好之情，亦岂无之”；最后，他向努尔哈赤建议，咱们双方还是点到即止吧，都不要再采取军事行动，“各守封疆，相修旧好”。
　　就这样，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努尔哈赤达到了让朝鲜置身事外的目的，而朝鲜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后金的安全承诺。
　　萨尔浒大败后，明廷痛定思痛，立即致力于修复与朝鲜的同盟关系，东林党把持的帝国政府以及熊廷弼主持的辽东当局，不断派出使者携带礼物前往对方处抚慰。对此，西方传教士也有所耳闻，他们写道：
　　“继承他（泰昌）的是天启，他一登位就派遣一名使臣，赍中国皇帝的厚礼，去见高丽王。此次遣使是为了感谢派遣援军给他祖父，并且抚慰他上次为援助中国所受的损失，最后督请他进一步给予援助。”
　　查阅史料我们得知，明朝使臣的礼物相当丰厚，竟有白银一万两之多，显得颇具诚意。只是，临时抱佛脚已经来不及了，在努尔哈赤的兵锋威胁下，被宗主前倨后恭的态度伤透了敏感内心的朝鲜国王，对明使极其冷淡，以各种理由搪塞拒绝，再也不出动一兵一卒夹攻后金。到了最后，光海君竟然把使者拒之于国都汉阳门外，拒绝接受明朝皇帝的圣旨。
　　这可就有些过分了。此举在当时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国王要公开谋反，背叛大明帝国，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朝鲜满朝文武顿时一片哗然。其中，尤以相当中央军委的最高国防权力机关——“备边司”反应强烈，其成员们公开罢工，也拒绝参加御前会议，导致朝政经常瘫痪。
　　而与此同时，王国意识形态最高主管机构“礼曹”——相当于中国的礼部——也故意给国王上眼药，要求为其加上“建义守正彰道崇业”的尊号，这无疑是在提醒他：藩属要恪守对宗主应有的道义和责任，做人不能忘本，要是没有大明，你和你爹早就当了亡国奴。
　　不过，对于明朝为什么拉拢朝鲜，西方传教士提供的理由恐怕令中国人很难接受：“因高丽接近日本，看来高丽人比中国人更具尚武精神，更骁勇善战。”这大概由于，日本是基督教在远东传播最早取得成功的国家，许多诸侯比如小西行长等人都是基督徒，甚至连那位差点儿统一全国的织田信长，据说对基督教也相当感兴趣。反之亦然，传教士自然对日本人好感颇深，进而对朝鲜爱屋及乌大加赞扬，我们姑且听之罢了。

　　朝鲜国王的不合作态度，以及该国与后金私下交好的传闻，自然引起了明帝国的严重警惕，甚至有大臣向皇帝建议，不如派官员“监护其国”，这就意味着废黜国王，将朝鲜直接纳入帝国政府的管辖之下。光海君闻讯大惊，赶忙派人去北京表态，宣称自己与皇帝绝对心连着心，甘愿与帝国同生共死：“二百年忠诚事大，死生一节！”
　　因为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最后并没有实施，光海君虽然保住了王位，但朝鲜的政坛再也没有平静下来，据说儒家士大夫对这位“无君无父”的不义国王越来越不满，汹涌的怒火在他们心中燃烧。
　　直到两年之后的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朝臣们利用国王患病的机会，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拥立光海君的侄子李倧即后来的仁祖登基，这场政变因而被称为“仁祖反正”。光海君随即遭废，被用石灰烧瞎双眼流放，十八年后死于今天的风景名胜地济州岛。
　　公平地说，如果从朝鲜自身的角度来看，光海君“不背明，不怒金”的墙头草政策显然是出于现实考虑，甚至可以说颇有远见，也确实在一段时间内避免了朝鲜卷入战火。只不过在强者中间，弱者想左右逢源长袖善舞谈何容易，搞不好就成了自作聪明，甚至于作茧自缚。
　　事实上，朝鲜的鬼鬼祟祟不仅在国内标榜忠义的士大夫中引起激烈反对，更让明廷十分愤怒，就连后金对其见不得光的外交政策也很不满意，抱怨道：“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最终，这一骑墙政策两头不讨好，甚至成为“仁祖反正”宫廷政变的主要诱因。
　　政变者在夺取权力后给光海君加上了“昏乱日甚，幽废母后，屠兄杀弟”的罪名，将他定位在堪与燕山君——即影片《王的男人》里的那个变态国王，他也是李朝历史上第一个废王——并列的著名昏主。其中一些罪状也确有其事，比如光海君确实废掉并囚禁了父亲的王后，并且杀害了对自己王位威胁最大的两个兄弟，包括宣祖的那位嫡子，这都是事实。
　　但另一方面，政变者也未必有他们宣称的那样大义凛然，纯粹是为了维护君臣大义，事实上，光海君继位后的许多改革措施，都大大损害了“两班”（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官僚地主阶层，但与中国官僚流动性很大不同，朝鲜两班多是世袭）们的既得利益，并最终导致了后者的强烈反弹，这里不多赘述。
　　“仁祖反正”后，朝鲜王国终于再次捆绑在明帝国的战车上，并像当年光海君所预计的那样，遭到后金（及清朝）的血腥报复，且惨烈得无以复加，直至国破家亡。但这已是后话，熊廷弼是等不到这位盟友的支援了，起码在他主政辽东期间，近在咫尺的朝鲜几乎没有发挥任何正能量，这位经常不高兴的经略大人只能依靠自己。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