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21 08:14:49
　　《十三、大秦碑与红衣炮》（中）
　　“总之鞑靼人占领了它，总督悲愤自缢。皇帝派遣的巡抚被敌军俘虏，鞑靼人用尽方法都不能使他屈服，他不同意授予蛮夷王衔；鞑靼人为嘉赏他坚贞不屈，免他死刑并给予开释；但是，他知道因作战不力，根据中国律法，他罪该万死，比蛮夷更残酷，因此他上吊而亡。”
　　正如传教士所言，辽东经略袁应泰在辽阳城破之后自尽，当时他在城楼上穿戴整齐， “佩剑印自缢死”，从而成为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死于战事的明朝最高级官员。《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说的还算比较中肯，也给“慈不掌兵”的俗语，添加了最好的注脚。这位水利专家兼军事庸才，慈悲为怀的父母官兼东郭先生般的滥好人，死后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被朝廷追封为兵部尚书。

　　至于传教士说的那位“巡抚”，名字叫做张铨，大家也许还记得这个人，当初萨尔浒战前上书批评杨镐是窝囊废并强烈建议换帅的就是他。不过传教士记载有误的是，张铨的官职并非辽东巡抚，而是一字之差、级别低得多的辽东巡按，相当于中纪委驻辽东巡视员——换句话说，他只是个监察官员，并没有军事职责，即使辽阳失守也不会受到处分。因此袁应泰自杀前曾劝其赶紧离开：“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当初袁接纳蒙古降人的时候，张曾极力劝阻，想必临死之时，经略大人仍心中有愧吧。

　　但张铨却并没有独自逃走，而是随守军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力尽被俘。他在白刃加颈之时仍拒绝投降，而且还故意立而不跪，显然只求速死。这位不屈的官员赢得了对手足够的尊敬，努尔哈赤并没有处死他，反而将其礼送回原来的巡按官署，一路上辽阳百姓夹道哭迎，张铨见状叹道：“大家都是大明的好百姓啊！”他在衙署整理好衣冠，向着北京方向叩头，又遥拜完远方的父母，最后从容自缢。张铨死后被明廷谥为“忠烈”，当真号如其人。

　　纵观整个辽沈之战，明军总司令袁应泰从一开始就犯了战略性错误，虽然他最后以死相谢，但已经于事无补；沈阳守将贺世贤英勇战死，但他的表现并非无可指摘，对于袁应泰收纳蒙古降人的行为，不进没有劝阻，甚至有可能暗中支持——因为他手下的兵源确实有限——对于这些新兵大概也没有采取任何监视或限制措施，导致关键时刻内部反水全盘皆输；真正无愧于心死得其所的，大概要算张铨巡按以及那些在浑河血战殒身的官兵了，他们也是这场惨败中为数不多的亮点。

　　攻陷辽阳之后，仅仅花了几天时间，后金军便又接连拿下了金州（今辽宁大连金州区）、复州（今辽宁瓦房店市西北）、海州（今辽宁鞍山海城市）、盖州（今辽宁营口盖州市）等州县。至此，明帝国在辽河以东、锦州以北的大片国土，已经全部丧失。
　　面对严峻的形式，刚刚上台不久的东林党内阁做出了颇为艰难的抉择，一方面，他们不得不重新起用令努尔哈赤颇为忌惮的熊廷弼，尽管这些人与努尔哈赤同样讨厌——如果不是更加厌恶的话——这个口无遮拦的“熊蛮子”；另一方面，虽然徐光启等人关于引进西式武器的提议很有吸引力——徐光启甚至宣称，“可以克敌制胜者，唯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但这些建议背后所隐藏的政治与文化风险，一向以儒家正统自居的东林党人肯定不会忽视。

　　对于明廷的左右为难，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朝廷内部对引进葡萄牙大炮并非全无异议，由于这种新式武器同万历、天启年间令人困窘的基督教有着某种联系，一些大臣对使用这些洋炮深感厌恶。例如，在天主教势力极大的福建，张赓（泉州人，曾担任教育官员，他与耶稣会士合作翻译了<伊索寓言>）等教徒就希望基督教能将中国社会从混乱中拯救出来。
　　而军界官员则对西方国家的扩张忧心忡忡，并将基督教同这样一种罪恶阴谋联系起来，即企图侵蚀中国固有的儒家正统思想，而后者正是使中国保持强大的法宝。因此，帝国朝廷对是否要以自由传教为代价换取欧洲先进的火炮技术，仍然犹豫不决。
　　明朝人叫这些欧式火炮为“红衣大炮”，关于该词的来源，一说荷兰人和葡萄牙人的毛发偏红，当时中国人称呼他们“红夷”，这两个国家是明帝国在欧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因而来自欧洲的火炮便被通称为“红夷大炮”，后来以讹传讹成了“红衣大炮”；一说这些欧式火炮来到中国后，明军经常给它们披上红色的炮衣，既做装饰又遮风挡雨，“红衣大炮”因而得名；还有一说认为这些大炮本来只有“红夷”而无“红衣”之名，是出身少数民族的满清统治者忌讳“夷”字，才改为“红衣”。

　　红衣大炮的身管细长，类似于现代加农炮——拉丁文“加农”即“Canna”的本意，便是“管子”，这种炮初速快射程远，弹道低平易于瞄准，直到现在仍然是各国炮兵的主力装备。从保存至今的一些红衣大炮来看，有的重达2吨甚至更高，以当时的度量衡换算，已经属于三千斤（明朝1市斤合今天596.8克）以上的重炮，这么沉的大块头显然移动不便——事实上，许多红衣大炮其实本为舰炮，引进中国以后又固定在城墙后做为城防炮使用，并不需要多少移动空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