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22 08:24:19
　　《十三、大秦碑与红衣炮》（下）
　　虽然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装备了各种火铳，而且朱老四在和蒙古的实战中，还总结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使用战术，可惜进入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其原因很多，就不细说了——反而是传到欧洲以后突飞猛进，取得了飞速发展。
　　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欧洲人发明了制造颗粒状黑火药的工艺，大大提高了火药的威力、稳定性和防潮性，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粉末状黑火药，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朝其实也有类似的发明，不一定比欧洲晚。新火药也淘汰了此前分节铸造的低膛压火炮，促进了制炮技术的发展。其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功不可没，对火炮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恩格斯曾写道：
　　“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
　　照葫芦画瓢，在明廷狐疑的注视下，传教士们受命开始试着铸造西式大炮，可我们知道，这些家伙的主业是超度众生的上帝仆人，而非消灭众生的的武器设计师，杀人的经验远低于救人，他们只能硬着头皮，根据自己掌握的数理知识，以及从澳门过来帮忙的几名葡萄牙炮手的切身经验，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验中慢慢摸索。
　　当时西方已经有了关于火炮制造、炮兵以及炮弹飞行方面的理论体系。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抛射体理论的书，他发现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可忽略的当然还有伟大的伽利略，他们共同奠定了炮兵弹道学的理论基础。
　　几乎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冶金学家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研究出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给此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开辟了道路。
　　这些现成的理论和数据，无疑对传教士们大有裨益。可就在辽东战事如火如荼的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遥远的陕西出土了一块石碑，随即在基督教世界掀起轩然大波，以至于正在潜心研制火器的耶稣会士们，也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参与其中。
　　这块石碑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谓“大秦”，是汉唐时人对罗马帝国及其统治的近东地区的称呼，《后汉书》写道：“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而该石碑之所以能在基督教世界引发巨大争议，正是由于其中的“景教”。
　　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这是基督教早期的一个派别，名称源于公元428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即大主教的聂斯脱利，此人主张耶稣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只是生育了基督的肉体，没有赋予耶稣神性，因而并非圣母。聂斯脱利的这些理论受到许多基督教士的激烈反对，最终在公元431年召开的以弗所基督教大会上，聂斯脱利及其追随者被宣布为异端，随即驱逐出教会。
　　聂斯脱利最后死在埃及，但他的理论并没有消亡，既然罗马帝国不能相容，信徒们便逃往国外传教，足迹遍布两河流域、波斯甚至印度，并正式脱离罗马教会，自称迦尔底教会或亚述教会。尤其是在波斯的萨珊帝国时期，出于对抗罗马帝国的需要，聂斯脱利派曾获得大力扶持，传播范围逐渐扩展到中亚和远东。
　　大约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欧亚民族大迁徙，聂斯脱利派传入了中国，它在当时有着波斯经教、大秦教等许多称呼，后统一改称景教——“景”在古汉语里为“光”、“大”之意。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一个名叫阿罗本的景教僧侣来到长安，向太宗皇帝申请在帝国传教的权利，对宗教、民族并无成见的李世民大帝不仅痛快地答应了这一请求，还亲自接见了阿罗本。

　　这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便是唐朝聂斯脱利派基督徒在公元781年时树立的，碑文用古汉语撰写，共有1780个汉字，另有数十字的古叙利亚文。虽然说的是形而上学的宗教，但文风却行云流水毫不晦涩，显示了作者相当深厚的中国文化功底。至于其具体内容，由于与本文关系不大，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找来欣赏，这里不再赘述。总而言之，基督教从此获得了中国官方的认可，在伟大的东方古国生根发芽。

　　石碑出土后被送到了陕西首府西安，并很快引起了酷爱金石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们的兴趣，但他们对上面的叙利亚文毫无概念。直到其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将碑文拓片送给了当时著名学者、同是基督徒的李之藻，后者与几名耶稣会传教士参照汉语碑文，几乎不费多大力气就得出了结论，碑中那个曾经十分显赫的宗教，正是他们所信仰的基督教。
　　欣喜不已的耶稣会传教士马上给罗马教廷写信，宣布中国这一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在西安发现了一通古碑，该碑证实了神圣的福音确实在中国传播过！”附在信中的还有初步译成拉丁文的碑文，尽管有些内容还没有搞清楚，但已译出的碑文已经足够证明，那个受到唐朝皇帝礼遇的传教团，无疑属于基督教——白璧微瑕的唯一疏漏，在于中国学者和传教士们认为阿罗本属于自己所在的天主教，因为景教在欧洲早已绝迹多年，他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过这一教派。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对于这一重大发现，欧洲人的反应却是异口同声：假的！先入为主的他们，根本不相信基督教曾在中国传播过，这样一个异教徒的古老国度怎么可能有基督教的遗迹呢？！
　　于是，耶稣会传教士被基督教学者指责为骗子，而景教碑的出土，当然是耶稣会刻意营造的一场骗局。甚至直到一个多世纪以后，大思想家伏尔泰还专门写诗嘲笑耶稣会的拙劣“骗局”，据说这些诗篇在当时巴黎的沙龙中广为流传：
　　“啊！您还不算老啊！
　　您还要我去骗人，
　　您还是先好好骗骗我吧！”
　　事实上，在景教碑发现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它都被欧洲人视为伪造。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以往的错误。今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真实性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因为通过对朝代记载的研究，还有过去八十年来考古的发现，确认了碑文记载绝非空穴来风。
　　不过，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们已经无暇与人争辩了，因为随着明军在辽东再次惨败，这些半吊子火炮专家刚刚鼓捣出来的那些试验品，将不得不赶鸭子上架，去接受战场上的真正考验。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