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26 17:17:58
　　《十四、宰相门生》（上）
　　对于辽沈失陷后辽东的战局，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没有留下多少记录，但后来的一位耶稣会士写道：
　　“1621年，在沈阳、辽阳先后陷落后，有能力的、敢于批评阉党的将军熊廷弼被再次被启用，负责守卫山海关，此处是长城东段的终点，是满人大规模人侵中原的必经之路。不过，阉党成功地任用王化贞为辽东巡抚，以求得权力上的平衡。”
　　这些话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当时的王化贞不仅不是阉党，反而是最根正苗红的东林党嫡系，他的“座师”便是东林党首的叶向高——“座师”是明清时进士举人对主考官的尊称，一旦中进士或中举，就相当于双方建立了正式的师生关系，王化贞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中进士时，主考正是叶向高。不过，王化贞后来确实投靠了阉党，但那已经是他大败以后的事儿了，他为了保命，与阉党做了可耻的交易，从而出卖了一直支持自己的老师和同志们。

　　王化贞的老师叶向高，当时正担任着东林党内阁的首辅。这里要澄清一个概念，明代的内阁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府完全是两回事儿，前者在名义上只是皇帝的秘书处，这个机构最早由明成祖也就是永乐皇帝设立，其主要成员称某某殿或某某阁大学士，级别很低只有正五品，连知府都不如。
　　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着查办胡惟庸案的时机，废除了在中国延续千年的宰相制度，“罢中书省，分中书省之权归于六部”，将帝国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了皇帝一个人身上。朱元璋又仿造以前宋朝制度，设立了各殿阁大学士，做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兼顾问，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文曾改大学士为学士，直到靖难之役后朱棣夺位，正式设立了内阁这个影响后此后中国五百年的机构，其首任成员为大才子解缙等著名文人。

　　早期的内阁权力有限，但洪熙（明仁宗）、宣德（明宣宗以后），内阁大学士多兼任尚书、侍郎等要职，加之皇帝渐渐怠政，政策的制定往往扔给内阁，让大学士们讨论后给出方案，因而这个机构的权力越来越大，隐隐有宰相委员会的趋势。到了嘉靖时，大学士们在上朝时的位置已经超越各部尚书，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而首席大学士即所谓的“首辅”，自然就是帝国政府的首相。
　　东林党首叶向高，早在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就已经是帝国内阁的首辅了，由于皇帝一直消极怠工，大臣们辞职后往往没有继任者，导致叶向高在内阁里光杆一个没有任何同僚，因而被大家偷偷地笑称为“独相”。而这一“独”就是七年之久，以至于累得要死的他抱怨说，现在六部长官只剩下了一个人，而主管纪检监察的都御史竟然十年都空着，这工作简直没法干了。
　　另一方面，尽管身为唯一的宰相，叶向高平常也没什么机会见到躲在深宫里的万历。由于皇帝宠爱郑贵妃的儿子福王而冷落太子，群臣纷纷向叶向高抗议，强烈要求他做点儿什么，这位“独相”无奈地表示：“不奉天颜久，而福王一日两见。”我不见老大好久了，而福王一天却能见两回，兄弟们，每天两回啊！
　　做为大明朝这间破房子的裱糊匠，叶向高在当时以及身后的名声都很不错，史书评价他“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此人还有一个特点，用文言文说是“调剂群情，辑和异同”，翻译成俗语就是善于和稀泥，因而各方面都很吃得开即人脉广泛，以至于后来阉党专权时，杨涟、高攀龙等东林党大佬纷纷倒霉，但地位最高的他却始终屹立不倒——要知道到了最后，几乎所有东林党要员都被魏忠贤杀害，而叶向高却能以太傅的头衔全须全尾地退休，武功修为显然深不可测。

　　不仅如此，叶向高与传教士的关系也非常不错，他在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任南京礼部侍郎时结识了利玛窦，两人随即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友谊。尽管叶始终没有入教，但利玛窦在自己的著作里对这位明朝大臣赞不绝口，称其为“基督教的朋友”。两人都是围棋爱好者，多次切磋技艺并乐此不彼，据说这也是该项中国国粹第一次被西方人记载下来。
　　叶向高曾给利玛窦写过一首诗，里面对基督教不无欣赏之意，该诗手稿后来被传教士带到西方，至今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诗曰：
　　“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
　　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
　　言暮中华风，深契吾儒里。
　　著书多格言，结交尽贤士。
　　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
　　圣化被九埏，殊方表同轨。
　　拘儒徒管窥，大观自一视。
　　我亦与之游，冷然待深旨。”
　　利玛窦于公元1610年5月11日病逝于北京，他生前曾希望葬在这里，但墓地一直没有落实下来。在身为宰相的叶向高的努力下，明政府为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破了例，特批了一块墓地，这就是位于今天阜成门外北京市委党校的“利玛窦墓及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当时面对着官僚们“从无此例”的反对声音，叶向高驳斥道：
　　“自古来华洋人中，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由此可见，叶宰相对这位欧洲朋友的评价非常之高，甚至尊称利玛窦为“利子”，而我们都明白，儒家信徒眼中“某子”的地位，显然不用过多强调了。尤为可贵的是，儒生出身的他也并不看轻《几何原本》这种纯技术性书籍，这也很可能是在东林党内阁执政期间，明朝能大力发展欧洲火器的部分原因。
　　事实上，不仅叶向高一人对基督教和传教士欣赏有加，东林党的另一位党首邹元标也是如此，他认为基督教“与吾国圣人语不异”，说传教士宣扬的理论比“吾国圣人及诸儒发挥更详尽”。 一些明朝士大夫甚至亲身加入了基督教，其中就包括那位今后很可能成为天主教圣徒的徐保禄即徐光启，在他的影响下，其父徐思诚，其妻吴氏，儿子徐骥、儿媳顾氏和他们的五子四女，最后都成为基督徒。

　　早在熊廷弼第一次执掌辽东的时候，已经对西方火器有了一定了解的徐光启——当时他正在东林党内阁中负责军事方面事务即“知兵”——就曾写信给这位经略，认为“今日之计，独有厚储守器，精讲守法，而善用火炮为最良”，同时他还说“断不宜以不练之卒，浪营城外，致丧锐气，寒城守”。我们不清楚徐光启的建议是否对熊廷弼有所影响，但从后者在辽东努力贯彻的防守反击策略来看，确实“与光启颇合”。

　　辽沈失陷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东林党内阁不得不安排他们一向讨厌的熊廷弼复出，而为了制约熊，叶向高首相特地将自己的门生王化贞强势插入任辽东巡抚，与再任经略的熊廷弼分庭抗礼。对于王化贞这个人，《明史》说他“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 騃”是“呆”的古体，至于其他词，显然也不是什么好话。
　　王世贞上任后，处处与熊廷弼对着干，其最主要的资本是，他与彪悍的蒙古人的关系不错。此前，王化贞以右参议（正四品，相当于省长助理）的官衔镇守广宁，也就是今天辽宁的北宁市，他剿抚并用，有效地震慑了附近蒙古人，让各部落“皆不敢动”。当时的著名文人朱童蒙视察边关后，对王化贞赞不绝口，“极言化贞得西人心，勿轻调”。这里所谓“西人”，指的就是内蒙古的各个部落，因为他们游牧于明帝国辽东西部，故而得名。

　　袁应泰在沈阳战死后，做为制约不听话的熊廷弼的措施，王化贞被东林党人推荐为辽东巡抚，他上任后的表现，公平地说是相当优秀的——“招集散亡，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
　　在辽沈失陷天下震惊，人们多悲观地认为辽河以西恐怕也难保的情况下，“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极大地鼓舞了明军的士气，他自己的威望也像火箭般往上直窜。见门生给自己涨了脸，叶向高首相当然十分欣慰，遂代表朝廷表扬王化贞“才堪大用”，宣布将辽河以西的防务统统交给他负责。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