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5-30 16:50:06
　　《十四、宰相门生》（下）
　　的确，如果只看纸面数字，林丹汗的势力无疑要比努尔哈赤雄厚得多，当时蒙古人中间有句谚语，叫做“八十万汉人，四十万蒙古，水滨之三万诸申”。也就是说，辽东有战斗能力的人口中，八十万是汉人，四十万是咱蒙古人，至于江边的那些“诸申”（即‘女真’的异译）嘛，只有可怜巴巴的三万。此种情况，大概也是王化贞“谓虎墩兔助兵四十万”，明军便能“不战取全胜”的信心所在。

　　不过王化贞等明朝官僚似乎没想到或故意没去想，林丹汗和他的蒙古铁骑凭什么要为自己火中取栗，平白把果子让明朝摘去？对此，后人不无讽刺地写道，王化贞们对于自己的魅力怀有深切信心，从而真诚地愿意相信，由于自己的人格魅力，导致一位蒙古酋长在拥有四十万铁骑时，宁愿不做成吉思汗第二，也要帮助自己去灭掉努尔哈赤。
　　更何况前面说了，所谓“四十万铁骑”仅仅存在于纸面上，因为这个数字即使没有水分，它也是辽河以西蒙古人的总兵力，其中既包括林丹汗的察哈尔部，也包括名义上从属于林丹汗的科尔沁、内喀尔喀等部族，甚至还包括根本不鸟这位蒙古大汗的土默特、鄂尔多斯等部族。
　　换句话说，林丹汗实际掌握的兵力，远没有“四十万”这么夸张，除了自己的察哈尔本部外，只有科尔沁部（成吉思汗二弟哈萨尔的后裔）和内喀尔喀部（达延汗五子纳力不剌的后裔）对他还算服从，至于蒙古其他各部，都“各自称雄，献贡遂绝”。北元帝国，这个历史悠久的蒙古联合体，这个曾给明王朝造成无数困扰的异族政权，这个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嫡系子孙统治的黄金家族国度，此时已经土埋半截只欠送终。

　　事实上，林丹汗与王化贞竟然不谋而合，他们都希望对方先去和努尔哈赤拼个两败俱伤，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因而在随后爆发的广宁之战中，王化贞虽然在城头望眼欲穿，但林丹汗事先所承诺的所谓“四十万”铁骑，连半匹马影儿都没出现。
　　至于王化贞的另一个依赖，即努尔哈赤的孙女婿李永芳，当时过得确实不太如意。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守将李永芳游击打开了城门，使得抚顺成为努尔哈赤夺取的首座明朝大城，他自己也成为第一个投降后金的明朝将领，这两件事都开了先例，因此《清史稿》称：“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在此多说一句的是，在随同李永芳一起降金的抚顺士绅中，有一个明朝秀才，他的名字叫做范文程，据说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人。

　　后人评价道，李永芳的投降，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作为报答，他得到了这样一种待遇，既不是已被同化的境外居民，也不是受人役使的汉族奴隶，而是被接纳到后金贵族行列中的汉族边民。他娶了努尔哈赤的孙女为妻，被授予比以前更高的官职，获准保留原有部属作为家丁，后来又得到战时以副将身份随侍努尔哈赤左右的殊荣。
　　在后金政权前期，李永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人记载道，萨尔浒之战前献上“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计策的，正是这位明朝降将；而在浑河之战最关键的时刻，又是李永芳敏感地发现了沈阳城头大炮的射程正好可以覆盖战场，于是果断决定释放炮兵并予以重赏，在大炮的轰击下明军终于溃败，从而一举扭转了僵持的战局。
　　只不过，从天命七年（1622年）开始，一直到四年后皇太极登基，李永芳似乎从后金政坛上突然消失了。后人研究认为，这位降将并非始终为努尔哈赤所信任，公元1622年的时候，努尔哈赤打算屠杀一批企图逃回明朝的汉人，他明确表示反对。汗王盛怒之下，李永芳立即遭到贬黜，后来虽然得以官复原职，却永远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直到皇太极继位，才再次受到重用。
　　期间他做的唯一一件大事，就是与王化贞建立了联系。据说，王化贞的心腹爱将孙得功游击，此前曾与李永芳有些交情，听说后者在敌人阵营不太如意，便在王世贞的授意下写了封密信，希望李永芳能弃暗投明。又据说，李永芳对此建议颇为动心，双方你情我意，遂私定终身——李永芳答应为明廷内应，而王化贞则同意事成之后不仅免除对方的所有罪名，而且还另有嘉奖。
　　有了林丹汗和李永芳这两大依仗，王化贞胆子吊爆天，于是有恃无恐，处处寻都要与熊蛮子反着来。对于熊廷弼谨慎防御的策略，王世贞认为毫无必要，宣称“虎墩兔兵四十万且至，请速济师”，要求火速出兵进攻努尔哈赤，他甚至狂言道，即使没有蒙古人助阵，单凭明军自己，取胜仍然毫无压力：“愿请兵六万，一举荡平！”
　　在这场争论中，身为王化贞的“座师”，叶向高自然对他十分袒护，即史书所谓的“颇右之”。在首相的影响下，满朝文武中除了太仆少卿何乔远、御史夏之令和给事中赵时用这三人有不同意见，其余所有人都一边倒地支持王化贞。不仅如此，他们还变本加厉地宣称，同是皇帝的钦差，身为巡抚的王化贞根本没必要听从经略熊廷弼的命令——“余多右化贞，令毋受廷弼节制”——这些言论当然让熊廷弼感到十分不公和无奈。

　　最后，巡抚王化贞驻节的广宁聚集了十三万明军和数百万石粮草，远远超过了他当初要求的六万兵力。与此同时，级别更高的熊廷弼却只能指挥区区五千人马，搞得这位经略大人好生无趣，郁闷不已的他最后竟然公开写了份奏章，以极其激烈的口吻，质问各位当朝的东林党大佬：
　　“臣以东西南北所欲杀之人，而适遘事机难处之会。诸臣能为封疆容则容之，不能为门户容则去之，何必内借阁部，外借抚道以相困？”你们要杀就杀，赶我回家抱孩子很容易，可干吗非要给我穿小鞋呢？
　　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正月，经过十个月的充分准备，努尔哈赤终于发动了广宁之战。此前，王化贞盼望的四十万蒙古骑兵始终没有现身，搞得这位巡抚大人心里发毛，再也不敢提主动进攻的事儿了——“既而西部竟不至，化贞兵亦不敢进”——但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后金竟然抢先发起了攻击，而此时，一直志在进攻的明军，根本没做好防守的准备。
　　据说，虽然与东林党人关系不错，但王化贞一上任，徐光启就在朝中预言，说这家伙肯定要失败，后来的耶稣会教士写道：
　　“徐光启预言王化贞的上任将不可避免地会使辽东落人满人之手。就在第二年，徐光启的话得到了验证。由于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的战略战术，导致满人攻陷了广宁。1622年3月，王化贞的军队大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