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6-06 17:22:13
　　《十五、传首九边》（下）
　　就在熊廷弼被“传首九边”的这一年，努尔哈赤再次下令迁都——此前的公元1622年，他已经将后金都城由赫图阿拉迁至刚刚攻占的辽东首府辽阳，而这一回，他竟然要将首都再迁到当时还没有辽阳一半大的沈阳！
　　按照《清太祖实录》的记载，努尔哈赤给出的理由是：“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出游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即，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交通方便位置重要，二是打猎方便木材丰富。
　　后人对此的评价是，这些话的前一半，表现了一位游牧渔猎部落酋长成为后金汗国汗王的勃勃雄心；后一半，则从后金汗国汗王退回到了一个游牧渔猎部落酋长。事实上，这就是努尔哈赤。他到死也没有完成从一个部落酋长到一位政治家的转变。
　　不过也有人认为，从努尔哈赤迁都后的进军路线看，并没有遵循《清太祖实录》中“西征大明从都儿鼻渡辽河”的说法，而是从今天辽宁海城市牛庄一带的东昌堡渡的辽河，加之《清太祖实录》这部书是皇太极时代才编撰出来的，因而这些话是否真的是努尔哈赤所说，也就存在一定疑问了。
　　还有学者将迁都的原因归于努尔哈赤当时大力推行的种族歧视和屠杀，这种暴虐政策造成其占领区内到处都是反抗和暴动，鉴于辽阳一直都是明帝国在辽东最重要的大本营，后院不稳的努尔哈赤住在这里实在无法安心，于是动了挪窝的心思，但赫图阿拉是不好再回去了，广宁又离明军过近，于是交通便捷、进可攻退可守的沈阳就成了最佳选择。
　　早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七月，努尔哈赤就颁布后来臭名昭著的“计丁授田”制，要求根据男人数目来分配田地和提供差役。后人认为，这项制度对于女真人是件大好事，对于汉人却是一场灾难，因为女真人大多并不务农，如今按人头分地便可平白获得大片土地，与此同时，许多汉人的土地被无偿吞并，获得土地的女真人又大量掳掠汉人当奴隶来为自己耕种，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载，为了惩罚不给女真人种地的汉人，努尔哈赤曾于公元1624年下令，“应以无谷之人为仇敌”，对于那些不愿意定居耕田的汉人们，女真人可以格杀勿论。

　　研究者写道，此后，努尔哈赤还针对辽东汉人推行了“强令剃发”、“强行迁居”、“强征差役”、“清查粮食”等政策，导致辽东汉人由逃亡而反抗，由反抗而袭击，由袭击而暴动。一时间暴动此起彼伏，几乎遍及辽东各地。而为了监视随时可能揭竿而起的汉人，努尔哈赤又颁布了“按丁编庄”旨意，命令强行将汉人与女真人一起混居，严禁汉人拥有武器，可想而知，此举自然导致汉人财产被抢占、妻女被凌辱，进一步恶化了本就沸腾的局势。

　　按照《满文老档》等女真史料记载，当时辽东汉人与女真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努尔哈赤不得不亲自告诫部下们，“注意尼堪粮物放毒”也就是吃汉人的食物时一定要小心，“行走要提高警惕，注意不要陷入那罗网中”，他甚至认为，即使汉人养的活猪也不可靠，要求一定要放养观察几天后才能宰杀食用，以免汉人事先给猪喂了毒药。很显然，老汗王已经寝食难安，刨除交通、资源等其他原因，与汉人聚居的辽阳相比，沈阳当时只是个中型城市，汉族人口要少得多，显然更方便管理。

　　按照《满文老档》的记载，“三月初三，汗向沈阳迁移，在辰刻从东京城（即辽阳）出发。给他的父祖坟墓供杭细绸（一种江南出产的精致丝绸），在二衙门杀牛五头，烧了纸钱，随后向沈阳去”。第二天，努尔哈赤进入沈阳，“初四，在河水桥边，浑台吉与汗相遇，叩头谒见。在沈阳的渡口，瓦尔喀、噶尔达、福喀纳向汗叩头谒见，在未刻入城”。
　　一系列迹象显示，这次迁都进行得十分仓促，事先并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以至于努尔哈赤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所有的宫室都必须新建，这些宫殿直到十一年后的公元1636年，后金第二代汗王皇太极时期才算最后建成，它们便是保存至今的沈阳故宫。
　　没有证据表明，在迁都沈阳前后，努尔哈赤的民族政策有过明显的变化。按照《满文老档》等女真自己的史料记载，晚年的老汗王似乎更热衷于杀人，他认为，后金之所以没有成为女真人的乐土，都是因为明朝旧官吏、读书人和地主士绅们煽动的结果。于是，努尔哈赤命令他的将军们，要求他们在汉族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辽东严查细访，只要抓住上述几种人，就一律处死。当然，这样的排查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也有不少汉人因与女真人合作而得到豁免，前面提到的范文程就是其中之一，此是后话。

　　这些激烈的民族矛盾，当时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注意到了，他们记下了自己听到的关于辽东百姓反抗鞑靼占领的一次辉煌胜利，尽管事后证明，这场胜利其实只是一个美丽的谣传，当地百姓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皇帝的军队靠当地民众的力量，把鞑靼人赶出辽东。民众被鞑靼人的暴行激怒，王师一到便打开城门，反抗守军，让王师进入，收复辽东的首府。鞑靼王陷于内乱，不能立即收复失地。中国的形势开始好转和改善，鞑靼人看来完全被遏制。”
　　有学者认为，至少在努尔哈赤时代，后金所赖以生存的，除了赤裸裸的战争暴力和烧杀抢掠之外，其他的成就尤其是文化方面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时期的后金汗国，根本就是一个庞大的军事抢劫集团。比如明清史专家孟森对努尔哈赤的评价就不高，认为此人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于民于社会甚少功德建树，其长处更多表现在战争与军事才能上。
　　亦有学者感叹道，与其花时间讨论努尔哈赤及其八旗制度究竟为历史贡献了什么，实在不如深入考究一下，为什么大明帝国——一个发育得如此成熟、如此富庶、如此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饶、自我感觉又如此之好的国家，怎么就会被一个人口还不到自己的百分之一，文化发展刚刚离开渔猎时代、起家于穷乡僻壤的半原始部落，搞得如此之狼狈，最后竟至万劫不复？

　　相比已经“传首九边”的熊廷弼，对辽东乱局负有更大责任的王化贞，此时竟然还在全须全尾地活着，直让人感叹命运的不公。此前，他之所以能够活下来，主要是因为东林党同僚们的袒护，而在东林党倒台、其党首纷纷被杀的情况下，王化贞仍然毫发无伤，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了。但其实，就像奇迹多是人为创造出来的那样，王化贞也不例外，他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按照《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等史料推测，在老师和同僚们垮台之时，急于保命的王化贞与阉党做了一个交易。尽管熊廷弼也打算贿赂魏忠贤并最后因此丧命，但王化贞的性质无疑要恶劣得多：他做的事并非贿赂，而是背叛。身为东林党的重要成员和首相叶向高的得意门生，王化贞肯定了解大量党内秘辛，他很可能以这些情报为筹码，甚至不惜根据需要炮制黑材料，从而让阉党放过了自己一命。正因为这样，在熊廷弼的人头在“九边”巡展时，王化贞反而过得优哉游哉。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辽东前巡抚竟然比主子魏忠贤还多活了四五年时间，一直到阉党垮台多年后的崇祯五年，也就是公元1632年，急于寻找替罪羊的皇帝在挨个梳理以往在辽东干过的大员时，意外发现了这条漏网之鱼。在朝野上下滔天般的口水里，崇祯终于顺应民意地宣布，将这厮当众处死“以平公论”。
　　续命多时的王化贞就此了账。当然客观来看，要说他在辽东一无是处，其实也有些片面，他唯一的功绩，恐怕就是重用和提拔了一个下级军官，使得此人后来有机会大展才能，搅得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后金汗王都不得安生，成为女真人如蛆附骨挥之不去的噩梦。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毛文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