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4-07-01 21:59:57
　　乾隆一封洋洋七百余字的“上谕”，使得这件案子从一个蝇头小案，逐步发展成为乾隆年间一件颇为著名的文字冤案。
　　这封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上谕”，通篇的口吻都昭示了一个事实：乾隆皇帝很生气！但这篇“上谕”仅仅用了一半不到的篇幅痛斥王锡侯“大逆不道”之处，其余的部分，乾隆皇帝几乎用一种骂街的方式，将自己的愤怒毫不吝惜地发泄到了另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当然就是江西巡抚海成。
　　“海成实属天良尽昧，负朕委任之恩！”
　　“所谓人臣尊君敬上之心安在？而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之义又安在？”
　　“海成岂双眼无珠茫然不见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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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翻译，我们都能读懂乾隆愤怒至极的心情，而且，在这封“上谕”的最后，居然标明要以“六百里快马驿传”的方式送达江西。
　　六百里快马驿传，这已经是除战争危机外最快的传输速度了。（再往上是八百里，属于跑死马的节奏，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用。）
　　问题的确严重了。
　　对海成来说，好消息是他享受到了当时中国最最顶级的快递服务，第一时间领会到了上级精神，但坏消息就是：他宁愿这封“上谕”是“平邮”过来的，那样他还能多当几天江西巡抚。
　　“上谕”里痛斥海成的话，在我们看来都有些扎眼，而当海成看到这封“上谕”的时候，很难想象海成能心平气和、身体不出现任何反应（视力系统发黑、支撑系统发软、排泄系统发达等等）的情况下，读完这篇“上谕”，因为他比我们都清楚，他的人生将经历冰火两重天似得转折，从前的封疆大吏，到如今，小命都不知能保到何时。
　　海成也许还不知道，把自己推向地狱的那个人，不是乾隆。因为乾隆第一次看海成的奏折的时候，并不认为有什么大问题。真正想要“陷害”海成的，不用说，和珅有很大的作案动机和作案实力。
　　海成的奏折，军机处里的人是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说和珅可以看到。当他一看到这个奏折是海成所奏的，便格外多注意一下，再细看内容，和珅微微一笑。
　　同王泷南和海成一样，和珅也开始专心研究起《字贯》来，但和珅毕竟比王泷南学识渊博得多，也比海成更加用心。很快，王泷南认为“穿贯之难”有问题，海成认为“问题不大”，但只有“用心”而又“有学问”的和珅，找到这本简明字典《字贯》里，致命的内容。
　　因为和珅在《字贯》里找到了下面几个字：玄、弘、胤、历、烨、禛。

　　日期：2014-07-02 22:06:47
　　相信大家都能看出这六个字致命的原因，稍微组合一下，就是：玄烨、胤禛、弘历。也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名字。
　　问题就出在这里。
　　在封建时代，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讲究：避君讳。在位的君主，必须避名讳，对已故的君主，七世之内，也必须避名讳。所谓避名讳，即不能直呼其名，也不能在书写的时候使用这些字，如果行文中必须用这个应该避讳的字，那么一般就用“缺笔字”，比如康熙皇帝的名字叫玄烨，“玄”是个常用字，不可能不用，所以就用“缺笔字”代替，把“玄”右下角的小点去掉，表示这是个“玄”字，但绝对不是“玄烨”的“玄”。

　　避名讳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观世音”菩萨为了避“李世民”的名讳，所以改称“观音”，并一直沿用至今。
　　联想到唐朝初期皇帝对佛教的推崇态度，“避名讳”已经到了“佛挡杀佛”的程度，更何况普通的黎民百姓了。
　　唐朝的法律，上书奏事的人如果因为大意没有避名讳，杖八十；但如果名字没有避名讳，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知法犯法的人，给予“徒三年”的惩罚。
　　而且，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误写上了皇帝的名字，即便文章写得再好，也是落第的命运。
　　所以，当时中国的读书人、做官的人，“行走江湖”必备的一项本事：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上数七代皇帝的名字，要能倒背如流，但不能说，也不能写。
　　随着历史的演进，“不避君讳”的处罚越来越重，到了明清时期，已经是一件上纲上线的大事了。
　　这一点，《字贯》作者王锡侯的命运，给出了最好的诠释。
　　日期：2014-07-03 22:23:11
　　当时，和珅发现《字贯》里面有着“不避君讳”的重大“漏洞”之后，他知道，这是报复海成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他也应该清楚，一旦把《字贯》里的“漏洞”上报给乾隆之后，不只是海成，还会有更多无辜的人蒙受血光之灾。
　　历史没有记载下和珅在这次抉择时是否有些犹豫，历史只告诉我们：海成对和珅的轻慢，已经成为和珅心中挥之不去的怨恨，而和珅也被怨恨支配，选择了一种并不明智，却又一直奉行的处世准则：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理所当然，和珅捧着《字贯》，直奔向乾隆皇帝，走上了一条“打小报告”的不归路。
　　于是，就出现了乾隆同一天对这个案子天差地别的反应，就有了那封痛骂海成的“上谕”。
　　话说海成接到“上谕”之后，在忍受完了最初身体出现的各种“不适”反应后，身为封疆大吏的海成，清醒地认识到：为今之计，能救自己于水火的，恐怕只有王锡侯了。
　　王锡侯肯定不愿意帮海成这个忙，但他毫无选择，在这场和珅与海成的较量中，王锡侯无疑算是一个中心人物，但他犹如《阿甘正传》里随风飘扬的羽毛，却只能任凭“清风”摆布。
　　很快，当时江西省的整个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王锡侯那个并不阔气的庭院。曾经风平浪静的庭院，如今却被折腾得人仰马翻，粗鲁的士兵，几乎将这座庭院掘地三尺，目的很简单：找到王锡侯家里所有的藏书。
　　最终，书找全了，可是家也毁了，更重要的，是王锡侯一家上下老小，都被官府抓了起来，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唯有祈祷。
　　海成可不管这些，现在他正专心“研读”搜查回来的书籍，期望从中找出更多的“悖逆”之词。
　　文字之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苦读”完王锡侯的所有大作之后，海成顺利地找到了几处“悖逆”的言辞。
　　然后，几乎马不停蹄，海成赶紧给乾隆写了一封奏折，里面一方面详细说明了自己近期的“工作成果”，另一方面，极尽言语之能事，只为告诉乾隆：我错了。
　　做完了这些，奏折也发出去了，海成也不得不等待命运的宣判，此时，他与王锡侯相比，仅仅是活动比较自由罢了，但又有什么用呢？至多是能去自己的祖宗祠堂，拜之又拜，也唯有祈祷。
　　祈祷总归要往好的方面，现实却是残酷的，谁让在乾隆身旁的是和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