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期，因为社会动荡不安，来自北方的统治集团采用严刑峻法镇压江南民众，百姓、官员动辄得咎。郭璞上书皇帝，表示根据占卜结果，不宜大兴诉讼刑狱之事，并且直谏，“对老百姓扶持爱护的恩情还未广布，而严施刑法的风气已很浓厚了，治理国家的方略还未齐备，可约束民众的法规却经常变迁。法令不统一会使民众不知所从，人事变动频繁必定会滋长一些人的野心……”在郭璞的极力劝说下，皇帝最终改元、大赦。

　　郭璞于是成了政界的一颗奇星，这应是北来人士的荣耀，别人可能妒羡，但郭璞心里却充塞了失望、惶惑，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局的演变，失望情绪越来越加剧，演化为不满、愤懑。西晋灭亡了，西晋的亲贵逃到南方，把骄奢、颓靡、虚荣、倾轧也带到了南方。郭璞无法、无力到后来是无意去改变现实，内心却与现实作激烈的抗争。于是郭璞被看作奇人，奇人喜好奇书。史称郭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的确，当时一般的书郭璞都读过了读厌了读透了，于是郭璞去研究好多奇书，注解《山海经》。

　　郭璞还跟一座美丽的城市有关，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置永嘉郡。永嘉郡的驻地叫鹿城，建城之初，郭璞刚好游历温州，他登临西廓山，建议跨山筑城。于是温州人视郭璞为开城鼻祖，并将西廓山改为郭公山，并在山下建郭公祠。现在不少市民每次登上此山，北面是滔滔瓯江，南面是繁华的大厦，估计谁也不会想起晋朝那段从盛极一时到残败衰落的南渡历史。

　　永嘉南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大量士族从华北南下江南一带，在江南落地生根。华北士族南渡，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汝南袁氏、兰陵萧氏，合称"王、谢、袁、萧"。尤以王、谢最早追随晋朝进入江南，因而得以及时掌握东晋权力中枢。刘禹锡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得就是王谢两大士族。此外也有其他士族南渡，如祖逖、苏峻由原本青州刺史部迁居至江南。

　　规模之大有一组数据很能说明。截至刘宋为止，南渡人口约共有90万，占当时刘宋全境人口共五百几十万的1/6。西晋时北方诸州，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共有140万户，约700余万口。南渡的90万口占其1/8。北来的士族和百姓集中在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江汉流域的襄阳、江陵、武昌以及长江下游的今江苏省境内，并在此设了大批侨州郡县。
　　尤其在司马睿驻地的建康城，里外全挤满了从北方来的人群，他们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土著人口，因而大大改变了建康的传统风俗和习惯。晋朝首都迁至江东建康，自此史称东晋，这是中国首都迁至江南的开始。从此，建康城不再是单纯的江南城市，逐渐形成为融会南北风格于一体的全国性大都市。
　　东晋定都南京后，中原地区又来了很多移民，这部分移民带来了流行于北方地区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的话，这部分话就叫做雅言，又叫做“士音”。后来雅言和吴语逐渐融合成为金陵雅音，明代建都南京，由六朝金陵雅音演化成了后来的南京话，这就是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南京官话。明代一直到清代中叶之前，中国的官方标准语都以南京官话为主流。
　　如果说郭璞他们南渡还算是幸运的，但是更多的百姓拖家携口的渡江是不幸的，一路餐风露宿，死伤成批，唐朝诗人杜甫写道：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圣经》上记载，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的故事，成了人类历史最著名的迁徙史诗，其实这样的史诗迁徙，在人类历史上不可胜数，永嘉南渡也是历史迁徙的洪流中的一个支流，而且其持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惊心动魄的程度，并不下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迁徙。

　　历史已经远去。在江苏常州奔牛镇京杭大运河南岸，叶家码头对面，过去曾有一处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耸立在一座土墩上。从运河里望去，高大的牌楼，森然的古庙，给过往民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就是永嘉南渡的产物——琅琊墩与琅琊墩庙。时代在发展，如今，琅琊墩庙不见了。
　　日期：2015-07-20 17:40:19
　　十九、皇位在颠沛流离中诞生
　　上帝说过，你要么享有权力，要么享有乐趣。两者不能兼而有之。--爱献生
　　永嘉五年（311年）九月，借着借攻破洛阳的淫威，刘曜挥师西指长安，在他的魔爪下，巍巍长安沦陷了，随行的刘粲杀害了镇守长安的南阳王司马模。

　　战争和天灾，已使此时的长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饥荒，遍地都是白骨，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一、二个人活了下来，凄惨不堪。
　　四百年后，一位同样遭遇战争的唐朝诗人，被叛军押解到这座城市，站在城头抒发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千古绝唱。长安城里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和国破城荒的悲凉景象。
　　司马炽被俘虏后，永嘉的年号又延续了一年半的时间，在这期间,晋室大大小小的王宫诸侯陷入了群龙无首的状态，大臣们或出于拯救国家的公心或出于趁机捞得好处的野心，纷纷拥立司马皇族王公作为号召，重建中央，这时出现了四个行台，相当于四个临时中央政府。
　　第一个行台是在河阴的司徒傅祗建的，汝阴太守李矩提供了赞助的房屋和粮食。但没多久，69岁高龄的傅祗因病而死，这个行台在传檄天下后也就不了了之。

　　第二个行台，是幽州刺史王浚建的，就是前文说的野心家。六月司马炽被俘，七月份，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假太子，布告天下，设置百官，自己总摄政，但死于石勒，也很快玩完。
　　第三个是苟晞建的。豫章王司马端（晋武帝司马炎的孙子，清河王司马遐的儿子）向东逃到仓垣（今河南省开封市东北），被苟晞立为皇太子，后来从仓垣迁到蒙城。不过结局也很惨，石勒攻破蒙城，司马端和苟晞全军覆没。
　　第四个行台，一开始是荀藩与弟弟荀组、堂侄荀崧等人在司州荥阳郡密县（今河南省新密市东南）建的，传檄四方，推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洛阳失陷，秦王司马邺随逃难人群避难到密县，遇上他的舅舅荀藩他们，于是荀藩改奉司马邺为盟主，一起转辗到许昌。就在这全国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司马邺遇上了一位难得的人物，力挽狂澜，他就是阎鼎。阎鼎是甘肃天水人，起初是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军，后出任豫州刺史，屯兵许昌，洛阳失陷后，在密县纠集流民数千人，准备打回老家，立功乡里。荀藩见阎鼎很有才能，便与之合并。

　　第四个行台下个驻点在哪里？有人建议往山东迁徙，但阎鼎认为，山东不是用武的地方，不是建立霸业的场所，还不如关中有利。
　　按照设想，阎鼎奉秦王为主后，到洛阳，参拜皇家陵墓，获得正统与合法地位，然后直扑长安，整合各地部队，赶走匈奴军队。本来这一决策是很有远见的。正当阎鼎着手准备进军洛阳时，不料出现了反对的声音，一些流民归心似箭，害怕到洛阳遭到拦截，只愿意从武关进入关中，阎鼎没办法，只好率部西进，但是又遭到荀藩几位大臣的反对，因为他们是山东人，不愿意随行入关，便在中途四处逃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