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郭待封当初毫不理睬薛仁贵的交代，设置的两道防线也是漫不经心，自然被尾随而至的吐蕃军队冲得落花流水。
　　当薛仁贵从乌海抽身返回大非川时，已无力回天。辎重、粮草被毁，唐军上下彻底丧失了斗志，加之劳师以远，高原反应剧烈，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薛仁贵、郭待封等将领在亲兵护卫下左冲右突，勉强得以保全，狼狈逃回长安。
　　李治得知西征以惨败告终，不禁大为光火，先是将李敬玄、刘仁轨一阵痛斥，接着又将薛仁贵、郭待封等人免官除名。
　　大非川战败，给唐朝造成了极大的财力损失和心理阴影，加之高句丽故地暴乱频发，朝廷不得不在西线全面收缩，与吐蕃脱离接触。
　　此役之后，吐火罗地区完全落入吐蕃之手，“安西四镇”也被裁撤，安西都护府东迁至高昌，实际上是将整个安西地区拱手让给了吐蕃。
　　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之下，妥协退让未必能换来和平与安宁，只会激起对手更加凶狠的蚕食。吐蕃侵占安西之后，又继续向东发展，与吐谷浑故地驻屯的吐蕃军遥相呼应，频繁骚扰嘉峪关和河西走廊一线，致使唐朝与西域的联系时断时续，基本上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力。
　　身在甘州的郑崇质，对形势的急转直下有着切肤之痛。在给狄仁杰的书信中，郑崇质道不尽内心的苦楚与焦虑。对于狄仁杰而言，一个区区法曹判佐，也无力扭转如此严峻的局面。不过，狄仁杰告诉郑崇质，当务之急是坚壁清野，待积蓄力量之后，再收复故地。

　　“身处低谷，方能显现煌煌的耐力与坚韧！”狄仁杰相信，一雪前耻的那一天，不会太久远。
　　日期：2015-11-14 17:09:51
　　对刘仁轨、李敬玄两位宰辅而言，因选人不当挨顿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真正让他们感到如鲠在喉的，是那一群品级不高却地位显赫的“北门学士”。尽管二人在日常政务上互相抵牾，但在对待“北门学士”的问题上，态度高度一致，认为这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北门学士”作为一个群体存在，已经有六七个年头了。若是认真追溯起来，还得从麟德元年（664年）说起。
　　这年底，李治的病情反复无常，对政务愈加感到力不从心，遂授意武则天以“垂帘听政”的方式，参决政事。由于武则天生性强势，明显压过怯弱的李治一头，一度有大权独揽之势，当时的说法是：“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于是便有了“二圣”的说法。

　　武则天与李治“平起平坐”之后，感到最为紧迫的，是建立自己的智囊团和执政班底。一来为了抛出自己的治国理念，以彰显才能，堵天下人之口，二来则是为了分权，防止宰辅从旁掣肘打横炮。
　　于是，武则天从左、右史和著作郎中物色了一批才学俱佳之士。这些人虽入了仕途，却以治学为要，既熟谙儒家经典，平日里又是青灯为伴、独善其身，与官场的“山头”、“派系”无甚瓜葛。
　　武则天将他们招进翰林院，表面上的业务是编撰儒家经典，实则为武则天执政提供智力支持。这些人原本官阶极低，仕途渺茫，得到武则天如此倚重，自然是感恩戴德，恨不得肝脑涂地。
　　几年下来，这批文人根据武则天的授意，先后编纂了《列女传》、《官僚新诫》、《乐书》、《臣轨》、《少阳正范》等一系列署名为武则天的著作。在此基础上，武则天开始或明或暗地安排、支持他们参与朝政，以分宰辅之权。由于这些文人通常被特许从玄武门（即皇宫北门）出入禁中，故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北门学士”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团体，忠心耿耿地为武则天造舆论、献计策，伴随着武则天威权日重，也是权倾一时，刘仁轨、李敬玄身为宰辅，也得让他们三分。
　　正当刘仁轨、李敬玄因大非川惨败被弄得灰头土脸的时候，“北门学士”深谙“此消彼长”之运，适时抛出了一枚“重磅丨炸丨弹”——建言十二事。
　　纵观武则天问鼎天下的艰辛历程，“建言十二事”是她第一次也是最为系统的一次抛出治国理念。当然，具体操刀的都是这些“北门学士”，武则天不过是提纲挈领、然后坐享其名罢了。
　　“建言十二事”，也就是武则天向李治提出的十二条“改革”倡议：
　　一、薄徭赋，以劝农桑；
　　二、免京畿百姓徭役；
　　三、止战息兵，教化天下；

　　四、禁虚浮淫巧之物；
　　五、省功费、劳役；
　　六、广开言路；
　　七、杜谗言；
　　八、王公以下皆习《老子》；
　　九、父在而母亡者，为母守孝三年；
　　十、已委任的勋官无追覆；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者增俸禄；
　　十二、百官任职已久、才高位下者，晋阶升迁。
　　十二条建议归纳起来，其实无外乎富国强民、知人善任、笼络官员、提升妇女地位。总体而言，这些政策延续了武德、贞观时期的治国理念，并加以完善和深入。李治看到武则天的建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当即下诏，颁布全国施行。
　　武则天自然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威权，强力推行这些治国措施。不过，当承办第十二条建言的吏部将百官举荐名单报上来的时候，武则天并不十分满意。
　　“百官任职已久”而“才高位下”，究其根源，要么受出身所限，如门第、科举途径，要么与官场风气格格不入，长期受到排挤。可是，吏部报上来的名单，既有门庭显赫的“五姓七家”，也有炙手可热的一方诸侯，俨然成了大树“朋党”的千载良机。

　　武则天大为光火，一面让吏部重拟，一面又与李治商量着中意的人选。提了几个人之后，李治突然问道：“皇后可曾记得，十八年前的明经科考试，有一士子对先帝主持编著的《氏族志》大放厥词？”
　　“呃……”武则天也在脑海里寻觅着，“妾身隐约记得有这么个人，只是年代久远，忆不真切。哎呀，圣上怎么突然想起这事儿？”
　　“太子昨日入宫问安，言及近日侍讲提到新编撰的《姓氏录》，朕便联想到《氏族志》。”李治解释道。
　　“接着就联想到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读书人？”武则天笑着补充道。
　　“正是，正是，”李治颔首，“此人叫什么来着？现在何处？”
　　“妾身倒想起了些，好像是狄……，对！狄怀英，并州人氏，圣上当时还说是妾身的老乡。”
　　“来人，让吏部查一查，这个狄怀英如今身在何处，官居何职。”李治传令道。
　　不出一个时辰，吏部便将狄仁杰的履历、以及屡次河东道巡察的报告存档呈送了进来。李治、武则天细细看去，不禁大为惊骇。
　　“此人竟在并州法曹参军任上做了近十八年？！”武则天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啊，怎么屡次巡察均无褒贬之词？”李治也惊道。
　　“圣上看这句，”武则天指着其中一句念起来，“察并州有‘平允清狱’之誉，闻名于河东，百姓无不欢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