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06-02 07:55:15
　　安史之乱——遥远北方的绝世贡品
　　公元755年，年仅13岁的赤松德赞继位，唐朝派遣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使，入吐蕃祭拜赤德祖赞。同时崔光远还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这就是和吐蕃商讨河西九曲之地的归属问题，可惜还未等双方商量出个子丑寅某，震动天下的安史之乱爆发了。
　　在这里，我们需要用点篇幅叙述一下，安史之乱的由来始末。不光因为它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也不光是因为它改变了唐朝后期的政治生态，还因为这场灾难“它把整个中国历史一分两半”—陈寅恪先生语，从此中国的历史文化告别了恢宏大气，走上了衰微的陌路，以及这场灾难，给唐朝百姓造成的那些难以想象的巨大痛苦。
　　安史之乱之所以造成如此巨大的破坏，这还要从唐朝的军镇设置开始讲起。隋末天下崩坏，烽烟四起，唐太祖李渊从太原起兵，最终定鼎关中。为了防止国内再起动乱，唐初实行府兵制，共置634个折冲府，其中有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此时唐军兵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室有足够的兵力保卫京师及其政权。
　　此时，唐朝边境并不安宁，四夷多有犯边。唐太宗在位时，采用的是主动出击、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以骑兵进行长途奔袭、击其不备为战术原则。这种奔袭千里、动若惊雷的战术成就了，李靖、李世绩、苏定方等一干唐初名将,也成就了初唐那些令人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但唐初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战术，是因为此时唐朝拥有一支比游牧民族更为精锐的骑兵部队。《新唐书·兵志》明确指出：“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但随着唐朝疆域的逐渐扩大，每逢战事从中原调兵的策略开始显露出不便之处。于是唐朝政权开始在边境地区，驻扎常备军队进行防卫。此时唐朝的军事战略已经从太宗时期的战略进攻，更改为战略防御态势。

　　但此时的边境驻军人数不多，并受到中央政府的节制，从唐朝初年，与吐蕃的战争中，唐军人数多不过万余，而且唐将皆为朝廷直接任命，就可看出，此时边境军镇尚未形成节度使制度。
　　随着突厥、吐蕃、契丹等国势力的崛起，唐朝政府在西南部安西四镇部署了一支军队，控制经塔里木通往中亚的商路，防御吐蕃、突厥的突袭和阿拉伯人的入侵。在西北部，唐政府在天山北侧经伊犁河谷通往中亚的路线上驻扎军队，防御突骑施、黠戛斯和东北突厥的侵犯。在沿关中和河东两道的北部边境，唐政府沿黄河北道建立了由常备军和永久性堡垒构成的防御体系，以应付东突厥默啜的掠夺。公元717（开元五年）又在辽东营州（今辽宁朝阳）恢复都督府，部署了强大军事力量。

　　面对来去如风的夷族军队，朝廷派遣唐将领兵出征，常常不能占敌先机，于是唐朝开始给予戍边唐将相机处置的权利，唐军边将开始逐渐掌控了，军镇的军事指挥权。军镇之中大量驻扎士卒，后勤补给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顽疾，尤其是粮食，从内地运输而来，耗费极大。不得已边境军镇开始屯驻军田，一开始军田还是由朝廷派人管理，例如大唐名相西部戍边之时就曾管理“营田事宜”，隶属于中央户部。但随着边将权威的加重，军田的管理权逐渐向边将倾斜。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边境战争，军镇之中的士卒赏赐、物资采购等事宜，均由边将统一操作，这导致边境军镇的财政权，也开始集中到边将手中，后来，唐政府又把盐税的管理权交给边疆节度使。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朔方节度使兼关内盐池使。据《新唐书 · 食货志》载，朔方节度使管内的盐州、灵州、会州、安北都护府共有十三池。这些盐池所产之盐，除一部分上贡朝廷外，一部分用来满足当地驻军的需求。公元742年（天宝元年），裴宽为范阳节度使，经略河北支度、营田、河北海运使。这样，藩镇节度使拥有了更多的财政权，三年后，裴宽升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接任范阳节度使的就是安禄山。

　　至唐天宝元年，唐朝已经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庐、陇右和剑南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边境驻军达到五十余万，与此对应的中原驻扎的军队只有八万人，唐初制定的外轻内重的军事布局彻底逆转。而且从高宗时期开始，随着府兵制的崩坏，唐朝逐渐开始推行边兵募兵制改革，但是，诸边防重镇到底各需要多少兵力，中央政府往往并不十分清楚，当政府分配的兵额不足时，各节度使自行就地募兵就成为必然。自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以后，各镇节度使下的军队都相继变成了募兵。因为藩镇节度使掌握着他们的生杀、赏罚、升降等权利，士兵们对藩镇节度使的依赖性也极强，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于是，藩镇节度使们便逐渐培养起只忠于自己的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