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可以，大公不行。
　　所以，内阁对此很有意见。
　　水至清则无鱼，万历严加斥责吏部，指责其“专权结党”，尚书“夺俸”，赵南星贬职出京。
　　可事情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有很对人出面为赵南星说清，这更加使万历相信赵南星的结党事实。

　　万历大发雷霆，赵南星被削职为民，他的政治生命暂时结束，因为他还会回来的。
　　他回到了家乡，加入到了一所民间教育机构：
　　东林书院。
　　这是后话，也是万历党争的雏形，这使得京察这一考察官员的制度成为朋党间互相攻击的一大阵地，京察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日期：2016-08-08 19:59:13

　　万历三十九年（1611），东林党派系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侍郎萧云举等利用京察对宣党和昆党大加清理，两党首领都被罢黜，老大都这个下场，其他人的下场也就不用多说了，大批人被降职免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宣党骨干——熊庭弼。
　　在东林党看来自己是“除恶务尽”，是弘扬正义净化环境。
　　党同伐异，这是历史的看法。
　　这引起了非东林派系的警惕和戒备，他们决定在东林党发起总攻之前先下手为强。
　　众怒难犯。

　　下一次的京察（1617），众人拾材火焰高，大家心有灵犀连起手来给予东林党重大打击，一时间“贬黜殆尽”“善类为空”。
　　你打了我，我要还回来；我打了你，我没觉我错，我还要打，打到你你屈服，打到你消失。
　　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十八般武器，各使手段。
　　这一年是万历四十五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对明朝很重要，对女真更重要。
　　就在前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英明汗，建国大金，建元天命。
　　你在挥霍光阴，别人在奋发图强 。
　　就在明朝忙着争国本的时候，努尔哈赤在忙着兼并建州女真；就在明朝内部因为三王并封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努尔哈赤大败九部联军，奠定了自己以后争雄的基础；就在努尔哈赤即将要正式与明朝决裂的最后时间，明朝内部仍然在忙着争国本，忙着讨论到底是谁袭击了皇长子朱常洛。
　　讨论，是为了定性，定性是为了斗争。
　　争国本只是明朝这些年内部纷争的一个集中反映，它就像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伤口，只要处理及时就可以痊愈，可没有人关心，伤口没有及时得到治疗，伤口不断流血，不断扩大不断恶化，不断衍生其他症状，愈演愈烈，从小伤变成中伤，从中伤变成重伤，从重伤变成绝症，到最后大家只能束手无策。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如此评价：
　　“1587年，是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就在明朝内部皇权处于停滞，文官忙于斗争，大家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内部问题上；就在朱常洛被正式册立为太子，十多年的努力终得回报，满朝上下一片欢腾的时候，蓟辽总督蹇达的“乞早议战守”早已落慢灰尘压在跟小山一样堆满奏折的角落。
　　没有人知道努尔哈赤是谁，没有人关心努尔哈赤是谁，他们关心的正义，是礼法，是道德，和背后权力势力的此消彼长你来我往。
　　没关系，努尔哈赤自己会让他们知道的，用他的刀，以及身后的他们的刀，去砍向明朝重镇——辽东，那个早已千疮百孔满身创伤的辽东，通过辽东来一步步让这个庞大的帝国走向毁灭。
　　他人即地狱。
　　日期：2016-08-08 19:59:48
　　5.1女真崛起责任制
　　出了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为什么，而是想到的是什么，具体来说是谁负责，是谁背锅，只要不是自己就阿弥陀佛，至于为什么会出事，该怎么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发生，这些都不是考虑的重点，甚至是不考虑。
　　然后继续出事，继续有人承担责任，继续祈祷阿弥陀佛不是自己就好。

　　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逻辑。
　　那么作为取代明朝的清朝，它的起源也就是后金政权是怎样崛起的？这个责任谁来负？
　　这是一件大事，大到可以让负责的人一辈子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且永远无法翻身。
　　辽东巡抚？辽东总兵？蓟辽总督？内阁？皇帝？
　　不是，是“不世之名将，千秋之罪首”的李成梁。
　　前文我已经说过，不考虑主客观环境，轻易这样盖棺定论，是不公平的。
　　下属出了事情，领导不需要负责？一个王朝的兴亡，都是因为李成梁一个人？
　　那其他人呢？尸位素餐和他们比都是褒奖。
　　有好处大家的，出了事个人的。
　　还是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给出的答案最公道最客观：
　　“辽东三面都是敌人，没有不打仗的时候（无岁不用兵），自从高淮为税使，剥削十多年，军民越来越疲困，然而先后巡抚都是庸才，每天不做正事浪费时间（愒苟岁月），皇帝又不管，边臣呼吁，朝廷里没人理没人管（漠然不闻）。”
　　所以，努尔哈赤崛起了。（边事大坏）
　　日期：2016-08-08 20:00:09

　　其实，也不全都是酒囊饭袋草包饭桶，也有人反映过努尔哈赤问题，比如蓟辽总督蹇达，比如山东御史熊庭弼，比如辽东御史何尔健，比如辽东巡抚后来的兵部尚书李化龙。
　　万历三十七年四月，时任兵部尚书的李化龙连上四封奏折强调努尔哈赤问题。
　　万历三十八年二月，兵部答复熊庭弼，这样说道：
　　“努尔哈赤的反叛已经很明显了。（变态已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