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6-08-23 18:12:28
　　（正文）
　　王凌的妹妹是征西将军郭淮的妻子，按照朝廷的律法应当一并受诛。朝廷派来的使者收捕甚急，郭淮让妻子准备好行装，限定日子就要出发。有人劝说郭淮为此举兵，但是郭淮没有答应。等到出发的那天，百姓在后面追赶号哭的有数万人，车马已经走出了数十里之远，郭淮在五个儿子的苦苦哀求之下终于派遣左右将夫人追还。为此郭淮向司马懿上疏：“五子哀恋，思念其母。其母既亡，则无五子。五子若殒，亦复无淮。”司马懿因为郭淮是方面大员，与自己关系又一向不错，所以经过审慎地思考之后，特别上奏朝廷予以批准。

　　司马懿抵达寿春后，参与密谋的张式等人纷纷自首，司马懿因而广行株连，穷治其事。此前单固已经因病去职，但因为杨康等人首告，所以司马懿已经掌握了他参与此事的证据，司马懿见到他劈头便问他是否知道，单固一口咬定不知。司马懿又问他是否知道令狐愚谋反，单固仍然说没有。司马懿便招来杨康，令两人对质。单固毕竟心虚，几个回合下来露出了破绽，于是大骂杨康：“老庸既负使君，又灭我族，顾汝当活邪！”果然杨康虽然率先披露此事，但因为对答之中颇有差错，所以不仅没有封侯拜将，反而被司马懿下令和单固一同处斩。临刑的时候，两人一起从大狱里提了出来，单固再次大骂杨康：“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这时朝廷派遣侍御史到楚国调查楚王曹彪参与谋反一事，收治和此案相连之人。廷尉上表要求征召曹彪定罪。于是朝廷就援引西汉初年自取灭亡的燕王刘旦之例，使兼廷尉大鸿胪持节赐曹彪玺书，内容如下：“夫先王行赏不遗仇雠，用戮不违亲戚，至公之义也。故周公流涕而决二叔之罪，孝武伤怀而断昭平之狱，古今常典也。惟王，国之至亲，作籓于外，不能祗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谋于奸邪，乃与太尉王凌、兖州刺史令狐愚构通逆谋，图危社稷，有悖忒之心，无忠孝之意。宗庙有灵，王其何面目以见先帝？朕深痛王自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怃然。有司奏王当就大理，朕惟公族甸师之义，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赐书。王自作孽，匪由于他，燕剌之事，宜足以观。王其自图之！”当年六月，楚王曹彪被逼自杀，妻子儿女都被免为庶人，并被迁徙到平原。曹彪的官属因为知情不报和无规劝辅导之义，都被问罪杀掉，楚国也被废为淮南郡。

　　有道是“墙倒众人推”，王凌这么一倒众臣你一言我一语加以谴责，不少人都认为按照春秋之义，作乱的齐国大夫崔杼、郑公子归生都被施加追戮，陈尸斫棺，而以王凌和令狐愚之罪应该按照旧典办理。于是朝廷命人挖开二人的坟墓，剖开棺木，而将二人的尸首于邻近的市集暴尸三日，又烧掉了他们的印绶和朝服。当年令狐愚未发迹时，因为他素有大志，家族中人都认为他能兴旺令狐氏，只有族父弘农太守令狐邵认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这话被令狐愚听说了，心下甚是不平。后来令狐邵做到虎贲中郎将，而令狐愚已经历官显位，在地方上又多有能臣之名，于是他又找到令狐邵，就其当年的言论发问道：“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今竟云何邪？”令狐邵不答，回头却对妻儿说：“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后来令狐邵去世十多年后令狐愚果然被族灭。

　　日期：2016-08-24 18:59:12
　　（正文）
　　王凌和令狐愚的家人倒了大霉，杨弘和黄华却因为告发有功，都被封为乡侯。朝廷又下诏以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全面接管了这一地区的防务。
　　在高贵乡公即位后的正元元年（公元254年），朝廷下诏说：“故楚王彪，背国附奸，身死嗣替，虽自取之，犹哀矜焉。夫含垢藏疾，亲亲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公元260年），朝廷增加了曹嘉的封邑，和之前的相加共有两千五百户。曹嘉入晋后封高邑公，官至东莞太守。
　　直到晋武帝司马炎代魏之后，才在泰始元年冬十二月（时为公元266年1月）为王凌之事做了一个了结：“昔王凌谋废齐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邓艾虽矜功失节，然束手受罪。今大赦其家，还使立后。”
　　点评：王凌、毌丘俭、诸葛诞三人先后都督淮南，又先后起兵反抗被司马家族把持的曹魏中央，结果又是无一例外的陷于失败，后人矜哀他们的罹祸，将他们并称为魏国忠臣。如南宋的经史学者王应麟就说：“若王凌以寿春欲诛懿而不克，文钦、毌丘俭以淮南欲诛师而不遂，诸葛诞又以寿春欲诛昭而不成，千载犹有生气，魏为有臣矣。”但是在两晋时期，由于这三人反抗的都是司马氏家族，所以时论都把他们当成是叛臣，如陈寿在写《三国志》时将这三人连同邓艾、钟会合成一传，用意不言自明，又如东晋时期的文臣伏滔在论及淮楚一带的人物时也说：“及至彦云、仲恭、公休之徒，或凭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东夏，属当多难之世，仍值废兴之会，谋非所议，相系祸败。”

　　不过若是具体去分析这三个人，他们的情况还是稍稍有些差别。单就王凌来说，他真实的想法是想让楚王曹彪取代曹芳成为一国君主，倘使曹彪登基必然会对他投桃报李，不过王凌年已八十，官位也已到了极品，几个儿子也都才能不低，他是否真有如此想法也很难说。明季王夫之单从这个角度去揣摩王凌，对他的举动就深有批评：“王凌可以为魏之忠臣乎？盖欲为司马懿而不得者也。为懿不得，而懿愈张矣。齐王芳，魏主睿之所立也，懿杀曹爽而制芳于股掌，其恶在懿，其失在睿，而芳何尤焉！使霍光而有操、懿之心，汉昭亦无如之何，而可责之芳乎？凌诚忠于魏而思存其社稷，正懿闭门拒主、专杀宗臣、觊觎九锡之罪，抗表而入讨，事虽不成，犹足以鼓忠义之气，而懿不能驾祸于楚王以锢曹氏之宗支，使敛迹而坐听其篡夺。而凌欲废无过之主以别立君，此其故智，梁、隋之季多效之者，而终以盗铃。”王夫之指责的重点在于，他认为王凌没有在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时入京勤王而在两年之后才姗姗举兵，其心有可诛之嫌。不过笔者倒是认为，高平陵政变发生于嘉平元年正月，而令狐愚派人密集联系楚王曹彪则发生在该年秋冬，明显是王凌和令狐愚看到曹爽被诛才对司马懿的权谋有所警惕，进一步地想到拥立楚王曹彪的。而从他们谋划此事到王凌失败的一年半时间里，曹魏和东吴之间虽然屡有冲突，如嘉平二年征南将军王昶进军江陵，新城太守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攻击夷陵等等，但相对比较而言，这一时期扬州地区比较平静，虽有庐江太守文钦诈降引诱吴将，但吕据、朱异等将领持重，并没有轻敌冒进，这场伏击战等于没有发生。所以王凌找不到名正言顺聚拢军队的机会也是正常的。更何况王凌身为儒臣，持重稳健有余而胆魄决断不足，凡事务求周密之后才行动，却不知消息早已走漏，他在这段时间谋划的效果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如果仅仅从以上事实去考证，我们并不能得出王凌并非曹魏纯臣的观点。但是正所谓“谋泄者事无功，计不决者名不成”，王凌举动失当，先是事机不密致使对手早有防备，后又错误地拉拢面目不清的兖州刺史黄华致使被对手抓住把柄，而到了最后关头甚至妄想司马懿看在往日交情的份上能够放过自己，委实太可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