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赊贷”即向百姓贷款。其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钱府丞借贷。祭祀贷款限十天归还，丧纪限三个月归还，均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收取十分之一的年息或百分之三的月息。
　　“六莞”指由国家管理的六种经营事业，具体是：国家专卖盐、铁、酒，政府铸钱，官家管理山泽，再加五均、赊贷。
　　众所周知，汉武帝时期曾经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政策，用以强化国家对经济运行秩序的控制。王莽搞的五均、赊贷及六莞，和当年汉武帝的举措颇有某种相类似的地方。这种看起来确实是造福于百姓的措施，由于本身的空想性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失当，特别是用人不当，反而使其变为大商人、豪富掠夺财富的新手段，到头来吃亏的还是百姓。所以当王莽垮台的前一年，即地皇三年（公元22年），便不得不下令废除了这些政策。

　　日期：2016-12-13 19:59:53
　　王莽在进行上述经济改革的同时，还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之中，最重要的是官爵制度的变更。王莽是学礼出身，所以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他总企图给臣民以唐禹在世的新形象，于是煞费苦心地以《周礼》为蓝本，来改革典章制度。他在西汉典制的基础上，根据“五德”、符命和杜撰出来的古史系统，采用一改变二增减的办法，改变原汉朝的大批官名和秩禄之号，同时增减许多官职，从而建立起新莽的官爵体系。

　　王莽初登基时，曾依照哀章所伪造的符命，封拜辅臣十一人，即“四辅”、“三公”、“四将”，合称十一公，形成最初的政府班底，以后又发展为所谓的“新室十四公”。此外，王莽又封黄帝、少昊、颛顼、帝喾（kù）、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周公、孔子之后为公、侯。还根据《王制》及《周官》等典籍，改定秩禄之号：三公、卿、大夫和士。大夫又分上、中、下；士则有元士、命士、中士、下士、庶士。如此共计十种。

　　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长安南郊的明堂信誓旦旦地宣布，要依照周制对诸侯授土裂地分封。可事实上他连分封的图册都没有准备好，根本无法实授国邑。于是等待受封的两千多人只得暂住京城，每人每月给几千钱花销。在物价飞涨的长安，几千钱根本不敷用度，害得这批受封者“皆困乏，至有庸作（受雇给人打工）者”。
　　新莽变更汉官制分两种情况：其一是增加新官职，如在中央政府中增设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五威司命等官；地方则设州牧副、部监副等。其二是改易汉官名，如将大司农先改为羲和，再改为纳言，把大理（即廷尉）改为作士，改中尉为军正等；地方官太守改称大尹，又名卒正或连卒，县令、长则改叫宰等等。
　　王莽还对州、郡、县名称和区划，首都、宫殿以及城门名称均作了较大的改动，如改长安为常安，长乐宫为常乐宫等等。不仅如此，他对匈奴及西南少数民族首领的名称和官号、玺印也进行变更，如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之类。这一轻率的带有侮辱性的举动，招致双方兵戎相见。
　　上述王莽的托古改制，可以说没有一项是成功的。他煞费苦心设计的改革措施，换来的却是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纷乱如麻。历史在这里和王莽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全集》第二十卷《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办法》）。
　　日期：2016-12-13 22:35:12
　　（一）新莽风云——（3）绿林赤眉
　　王莽代汉，不管人们如何加以贬斥，他获得了成功，总归是事实。然而他的改制，无论人们如何为之辩解，哪怕是胡适、吕思勉、翦伯赞这样的大学问家，其遭到彻底的失败同样也是事实。历史是最无情的，它不会像自然科学试验那样，给你以失败了再重来的机会。就在王莽改制的阵阵失败声中，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新朝，也迅速走向灭亡，而奋起推翻新莽王朝的主力军，正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受改制之苦最深重的农民大众。

　　天凤四年（公元17年），就在王莽“复明六莞之令”（《汉书·王莽传》），“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莞”（《资治通鉴·汉纪三十·王莽天凤四年》），试图把他不成功的改制继续坚持下去之际，直接发端于农民阶级的反新莽武装斗争拉开了帷幕。这之中，起义最早者为瓜田仪、吕母。接着在黄河南北和江汉地区先后起义的有绿林、赤眉、刁子都、城头子路、铜马、高湖、重连、青犊、大肜（róng）、五幡、尤来和大抢等数十部，达数百万人，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国。其中以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军实力最强。

　　日期：2016-12-14 14:27:06

　　有关瓜田仪的情况，文献记载十分简略：“临淮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长州。”（《汉书·王莽传》）西汉临淮郡，其地在今苏北洪泽湖一带，郡治徐县位于今江苏泗洪南。古代注家认为瓜田仪“姓瓜田，名仪”（《汉书·王莽传》注引服虔说）。从其人以“瓜田”为姓，不难推知非上层人物。会稽郡包括今苏南、浙江及福建一带，颜师古注曰：“长州，即枚乘所云长州之苑。”如果将上述联系起来，大体可以看出，瓜田仪这支农民军自临淮起事后，便向南发展，在会稽的长州之苑与新莽政权对抗。

　　吕母的文献记载相对要多一些，不少地方还颇具故事性。天凤元年（公元14年），琅琊郡海曲（今山东日照县西）县有一个叫吕母的妇女，其子为县吏【或说为游徼（jiào）】，犯小罪，被县宰杀了。吕母十分怨恨县宰，秘密纠集宾客，策划为儿子报仇。吕母家素来富有，家产数百万。她大量酿造醇酒，购买刀剑衣服。凡青壮少年来买酒的，都赊给他，看到贫穷的，还借给他们衣裳，从来也不问多少。

　　数年过后，吕母家财渐渐花完，那些领受过她好处的年轻人都纷纷还账给她。吕母垂泪哭泣说：我之所以厚待诸位，非欲求利，只是因为县宰不讲理，枉杀了我的儿子，我要为儿子报仇罢了。你们愿意帮助我吗？少年们都觉得她忠气壮烈，平时又受了许多恩惠，所以都一致许诺。于是互相集聚得数十百人，与吕母一起入海，招合亡命之徒，很快便扩大至数千人。吕母自称“将军”，率兵还攻海曲，破城后活捉了县宰。县中诸吏纷纷叩头为县宰求情。吕母说：我儿子犯了一点小罪，本不当死，却被县宰枉杀了。杀人者死，有什么情可说呢！于是杀了县宰，用县宰首级祭奠儿子。事后，又带着她的人马回到海上。

　　关于吕母这支队伍的性质，史学界颇有争议。学者争论的焦点在于：像吕母这样一位“赀产数百万”的人，能否算作农民？而仅仅出于为子复仇目的的聚众造反，能否算作农民起义？诚然，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回答都应该是否定的。不过，对于复杂的历史现象，显然还不能只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去进行简单的推断。这里，我们需要把历史行为放在时代发展的长河中作全方位的辩证思考。一个人虽然出身有产阶级，但只要他的行为符合了他所在时代农民的利益和需要，并确有所贡献，理所当然就应被视为农民阶级的代表和领袖。那种形而上的唯成分论是不对的。历史上那些被称作革命的伟大事件，追溯其最早的起因，都是非常具体的，有些甚至是极其琐碎的，而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神圣和壮观。如果我们持这样的历史观来看待吕母领导的造反活动，许多问题很可能就会迎刃而解。